她叫金秀美,二十四岁,来沈阳那年,是平壤周边一个小城里的“幸运儿”。
在朝鲜,能被选中出国打工,是比考上大学还荣耀的事。选拔的严苛外人难以想象:三代出身清白、大学毕业、形象气质好、会唱歌跳舞,两百多人里只选六个。秀美被选上的那天,她妈哭了,她爸请全村喝了酒。街坊邻居都说,这姑娘有出息了,这辈子不一样了。
可她从没想过,“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火车从新义州出发,穿过鸭绿江大桥的时候,秀美趴在窗户上,眼睛都不敢眨。她从小在电视里看过平壤——千里马大街、主体思想塔,那是她心里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可当列车驶入中国境内,窗外的景象让她愣住了。
不是平壤那样的。
是另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
高楼,密密麻麻的高楼,一栋挨着一栋,在阳光下闪着光。公路上,小汽车像蚂蚁一样排着队,红的白的黑的,望不到头。秀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车厢,同行的几个姐妹也都趴在窗户上,没人说话。只有火车轮子碾过铁轨的声音,咣当,咣当,一下一下,像敲在心上。
沈阳到了。
来接她们的大巴车穿过市区,秀美一路贴着车窗,眼睛不够用。街道宽得吓人,两边全是商店,不是那种柜台后面空荡荡的商店,而是玻璃橱窗里塞满了东西,红的绿的黄的,她叫不出名字。路上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走得很快,手里都拿着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后来她才知道,那叫智能手机。
在朝鲜,智能手机是稀罕物,只有特殊岗位的人才有资格配发。而在这里,她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熟练地划着屏幕看动画片。
秀美蹲下身,用不太流利的中文问:“小妹妹,这个……是你的?”
小女孩抬头,大方地把手机递给她:“是呀,阿姨你看,这个小马多可爱!”
秀美接过那部手机,指尖摸着光滑的屏幕,眼眶忽然有点热。她想起离乡前,邻居家十岁的男孩眼巴巴望着她手中那部旧式手机,央求道:“秀美姐姐,让我摸摸好不好?老师说这是高科技……”
那一刻,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机还给小女孩,笑了笑。
工厂的宿舍比她想的好太多。雪白的墙壁,崭新的被褥,独立的卫生间,还有抽水马桶。秀美站在马桶前面看了很久,不敢用,怕弄坏。
食堂里,大米饭、白面馒头整整齐齐摆着,想盛多少盛多少。菜是热的,油汪汪的,跟家里过节时吃的一样好。不,比过节时好多了。秀美端着盘子,手有点抖。她想起阿妈,想起阿妈每天把米饭全盛给她和阿爸,自己只喝粥。想起阿妈的脸,黑黑的,瘦瘦的,笑起来牙都掉了一颗。
那天晚上,她躺在软软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阿妈的脸,一会儿是那个小女孩的手机,一会儿是火车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高楼。她忽然想起领导临行前说的话:“去学习先进经验,但不要被表面的繁华迷惑。”
可这真的是“表面”吗?
在沈阳待久了,秀美慢慢学会了一些事。
她知道了一种叫“奶茶”的东西,甜甜的,热热的,喝下去整个人都暖了。可她舍不得买,一杯奶茶的钱,够她在朝鲜花好几天。她知道了一种叫“淘宝”的软件,什么东西都能买,第二天就到。可她用不了,因为她们没有手机。
餐厅有一部座机,放在经理办公室。每周可以打一次,每人限时五分钟。打给家里报平安,说身体好,说工作顺利,说攒了不少钱。电话那头传来阿妈的哭声,秀美眼眶红了,但眼泪不能掉——因为下一个还等着用电话。
有一次,她偷偷问一个中国同事:“你们这里的人,都过得这么好吗?”
同事想了想,说:“也不是都很好,但大部分人,还算可以吧。”
秀美没再问。她想起在朝鲜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平壤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所有人都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如果真是那样,那她现在看见的,是什么?
有一天休息,秀美壮着胆子,一个人去了趟中街。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走在沈阳的街头。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商场门口的大屏幕放着广告,声音很大。她站在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前面,看着那一串串红艳艳的山楂,裹着亮晶晶的糖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姑娘,来一串?”卖糖葫芦的大妈笑着问。
秀美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走了。
她走到一个商场门口,透过玻璃看见里面的景象——明亮的灯光,整洁的柜台,穿着漂亮衣服的女人在里面走来走去,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秀美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一双从朝鲜带来的旧运动鞋,已经有些开胶了。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阿妈给她讲的一个朝鲜古老寓言:井底之蛙以为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那时候她不懂,现在她懂了。
可她宁愿自己不懂。
三年合同期满,秀美必须回国。
走之前那个晚上,她一个人去了趟鸭绿江边。不是丹东那条江,是沈阳的浑河。她知道不一样,可她就是想看看水。
站在河边,她掏出一个小本子,里面夹着一张照片。那是她刚来沈阳时,同事帮她拍的——背景是西塔的朝鲜餐厅,她穿着工作服,笑得有点拘谨。照片背面,她用朝鲜文写了一行小字:
“我来过这里,我记得这里的一切。”
河水静静地流,远处的城市灯火璀璨。秀美看了很久,转身往回走。
第二天,她坐上了回国的火车。列车启动的那一刻,她贴在窗户上,望着沈阳渐渐远去。旁边的姐妹问她:“秀美,你哭什么?”
她擦了擦眼睛,说:“没什么,风大。”
火车穿过鸭绿江大桥,又回到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下。秀美知道,从今往后,她再也不会提起沈阳,再也不会提起那些高楼、那些奶茶、那些她见过却带不走的东西。
可在她心里,有些东西已经永远留下了。
比如,那个卖糖葫芦的大妈冲她笑的样子。比如,那碗她舍不得买的牛肉面,后来是同事悄悄买来放在她桌上的。比如,那个教她用美团结账的大学生,热情地说“姐姐,这样吃饭便宜”。
这些东西,没有标价。
这些东西,她可以带回去。
秀美回国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她的微信头像再也没亮过,发的消息石沉大海。我知道,这是规矩。
可偶尔路过西塔那条街,我还会想起她。想起她说“这边真好”时眼里亮亮的光,想起她站在糖葫芦摊前不好意思地摇头,想起她最后那个晚上,一个人站在浑河边看了很久很久。
鸭绿江水还在流,沈阳西塔的霓虹灯还在闪。新的朝鲜姑娘一批批来,穿上长裙,练习32度微笑,学会倒酒礼仪。
她们每个月能赚的钱,比在朝鲜多得多。可她们攒下的,不只是钱。
还有一些东西,在平壤的月光下,可以反复回忆。
那些回忆,就是她们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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