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个信封是白色的，薄薄一层，被继父赵卫东捏在手里，递到我面前。
我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
8年，整整8年，他用皮带、用巴掌、用一切他顺手抄起来的东西打过我，而我的母亲每一次都站在门口，用同一句话把我堵回去——"忍忍就好，忍忍就好。"
我以为这一天，他是来道歉的。
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摊在桌上，阳光从老屋的窗缝里挤进来，把那几个红字照得很亮。我26岁，我考上了，我终于熬出来了，我以为这一天会不一样。
我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叠钱，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我手指发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浑身的血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往下抽，从头顶一直冷到脚底。
我父亲死的那年，我9岁。
那是1998年的冬天，湖南的冬天湿冷湿冷的，没有暖气，屋子里烧着一个铁皮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噜咕噜地响。
我父亲就躺在里屋的床上，脸色黄得像陈年的旧纸，胸口随着每一次呼吸起伏，发出一种很沉的声音。
肺癌，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把能借的钱都借了，还是没用。
我记得他咽气那天，我母亲周翠娥跪在床边哭，哭声撕心裂肺，哭得整条街的人都听见了。
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抱着膝盖，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不是不难过，是那种难过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从哪儿哭起。
父亲走了以后，家里只剩了我和母亲。
母亲在镇上的一家服装厂做流水线工人，一个月工资三百出头，刨去还债，剩下的钱要撑两个人的吃喝，每一分都要掰成两半花。
我从那时候起就学会了很多事，学会了自己煮饭，学会了把馒头晒干存起来，学会了不在学校门口的小摊前多看一眼，因为看了也买不起。
那三年，苦是真苦，但是踏实。
家里只有我和母亲，虽然紧，但是她的都是我的，没有人跟我抢，也没有人看我碍眼。
一直到我12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去了一趟县城，说是去看厂里的老姐妹。
那顿饭吃到一半，来了个男人，拉开椅子坐下来，一脸笑地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
母亲陪着笑，低声在我耳边说："叫叔叔。"
我看了那个男人一眼。
他四十出头的样子，皮肤黑，手上有老茧，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看起来像是常年在外面跑的人。
他冲我咧嘴一笑，说："以后叫爸也行。"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把那块红烧肉放到了碗边，没有吃。
母亲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
那个男人叫赵卫东，镇上人，靠一辆东风卡车跑货运，前妻几年前跟别人跑了，留下一个儿子叫赵磊，比我小2岁。
他在镇上有一栋两层的砖房，算是有点家底。
母亲跟他认识了大半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感觉到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也不敢问。
他们登记的那天，没有摆酒，就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
我第一次踏进那栋砖房，站在堂屋门口，闻到一股陌生的烟草味，觉得脚底下像踩着棉花，怎么都踩不实。
赵磊从楼上跑下来，穿着一双新球鞋，在我面前站定，上下看了我一眼，大咧咧地说："你住哪间屋？"
母亲刚要开口，赵卫东从厨房出来，擦着手，随口说："让她住楼上那个小间。"
楼上的小间，是用来放杂物的，四五平方，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旧木柜，窗子朝北，冬天透风。
我没有说话，提着我那个蛇皮袋，上了楼。
那天夜里，我躺在那张床上，听着楼下赵卫东和母亲说话的声音，听着赵磊看电视的声音，把被子蒙过头顶，闭着眼睛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再从一百数回来。
我不知道这日子以后会是什么样。
我只知道，那间屋子不是我的，那张床不是我的，甚至那栋房子里的每一个呼吸，都不像是我该有的。
第一次挨打，是在并了户之后的第三个月。
那天我放学回来，进门的时候碰到了灶台上的一只碗，一个没拿稳，碗掉到地上，摔成了几瓣。
我赶紧蹲下去捡，手指被碎瓷划了一道口子，渗出血来。
赵卫东那天在家，他喝了酒，坐在堂屋的椅子上，脸色红通通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浑浊的光。
他听见碗碎的声音，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瓷，又看了一眼我。
我站起来，想开口说对不起，还没出声，他已经抬起手，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那一巴掌来得太快，我完全没有反应。
我整个人被扇到旁边的墙上，后背撞在砖墙上，钻心地疼。
我手里还攥着碎碗片，血顺着手指往下流，我就这么靠着墙，愣愣地看着他。
他骂了一句，转过身去，继续坐回椅子上，拿起桌上的酒杯。
母亲从里屋出来，看了一眼，把我拉进她的房间，用毛巾给我擦手上的血，动作很轻，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但她没有说。
我等了很久，等着她说点什么。
她叹了口气，低声说："忍忍就好，他喝了酒，明天就没事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没有哭，我问她："为什么是我忍？"
母亲没有答我，把毛巾叠好，放回脸盆边上。
那年我12岁，我第一次知道，"忍忍就好"这句话，是可以用来代替一切解释的。
往后的日子，打，成了一件说来就来的事。
赵卫东打我有各种理由，有时候是因为功课没考好，有时候是因为跟赵磊拌了嘴，有时候是因为饭烧糊了，有时候是因为我顶了他一句嘴。
更多的时候，是没有理由。
他在外面跑车，货主压了款，路上遇上了堵车，客户临时取消了单，他带着一肚子气回来，进门一看到我，那口气就找到了出口。
他用过皮带，用过扫把，用过拖鞋，也用过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
我记得有一次，他用皮带抽我的腿，我跑，他追，把我追到楼梯口，我摔了下去，磕破了下巴，流了很多血。
母亲那天在厂里上班，回来看到我下巴上贴着纱布，沉默了一会儿，去厨房煮了碗鸡蛋面，端到我面前。
我低着头吃面，什么都没说。
她坐在我旁边，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声音很轻，说："橙子，忍忍就好。"
我把那口面咽下去，没有答话。
赵磊在这八年里，从来不挨打。
他懒，不做家务，成绩差，会说谎，把家里的钱偷出去在外面买小玩意儿，这些赵卫东都视而不见，或者睁只眼闭只眼。
他偶尔还会来找我麻烦，把我的课本藏起来，把我攒下来的一点零花钱拿走，然后在赵卫东面前说我欺负他，说我这样那样。
我那时候有一本很厚的作文书，是用了半年的零花钱攒出来的，被赵磊撕掉了三分之一。
我气得去找赵卫东评理，话还没说完，赵卫东把茶杯往桌上一拍，说：
"你比他大，让着弟弟怎么了？"
我站在那里，后来我记不清我当时是什么表情。
只记得我转身走了出去，去了院子里，蹲在角落里，把指甲掐进手心，掐出一排月牙形的印子。
我没哭。
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出去。
不是走，是飞出去。
上了初中，我开始住校。
一周才回家一次，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庆幸的事。
学校的床是上下铺，我睡上铺，夜里能听见外面操场上的风声，有时候有猫叫，有时候有蛙鸣，每一个声音都是陌生的，但那种陌生让我踏实。
因为那里没有赵卫东，没有那双随时可能抡过来的手，没有那句随时可能从母亲嘴里出来的"忍忍就好"。
我把所有的精力压进课本里。
不是因为我热爱读书，是因为考试成绩是那段时间里，我唯一能控制的东西。
别人能做到的，我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我也要做到，因为我知道，只有分数够高，才有地方可以去，才有机会离那栋房子远一点，再远一点。
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的成绩排到了全县前十。
班主任叫我去办公室谈话，说我有希望考县重点高中，让我好好备考。
我从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上，看着外面的操场，风把操场边上的白杨树叶吹起来，哗哗地响。
我那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高兴，而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确认——我要走，我一定可以走的。
高中三年，我住在县重点高中的宿舍里，每个月回家一次，后来慢慢地，每两个月回一次，再后来，每学期回一次。
赵卫东对我上高中这件事，态度很奇怪。
他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只是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在饭桌上哼了一声，说：
"读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嫁人。"
母亲没有接这话，低头扒饭。
赵磊在旁边翻了个白眼，说："人家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端着碗，把那顿饭吃完，回到那个小间，关上门。
高中的钱，一部分是助学贷款，一部分是我在放假的时候帮邻居家带孩子、做家务挣的。
我从来没有开口跟赵卫东要过学费，不是不需要，是我知道，要了也是白要，还不如省下那口气。
有一次回家，我偶然听到母亲和赵卫东在里屋说话。
赵卫东的声音很大，隔着墙都听得清楚，说：
"她住在我家，吃我家的饭，你以为这不要钱？"
母亲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的，我没听清楚她说了什么。
赵卫东又说："读完高中就算了，再往上读，我不管。"
我站在堂屋里，听完这句话，没有进里屋，转身出了门。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看着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看着路边枯掉的稻草，脑子里什么都没想。
或者说，我想了很多，多到我没办法挑出一件来细想。
高考那年，我580分，超了一本线47分。
我报了武汉的一所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
填志愿的时候，我看着那张表格，把笔悬在武汉上面，想了很久。
我选那里，不是因为那里最好，是因为那里足够远。
从我们那个小县城到武汉，坐汽车要五个小时，再倒一次车，到学校门口，要走将近一整天。
我要的就是这个距离。
赵卫东知道我报了武汉，当天晚上饭桌上一句话没说，脸色沉着，用筷子敲了敲碗边。
母亲替我解释了一句，说武汉有好学校，说学中文将来可以当老师。
赵卫东"哼"了一声，说：
"老师有什么出息，费了这么大劲，还不如在本地找个人嫁了。"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
我心里有一个很清醒的声音，说：等着瞧。
大学四年，我没有在赵卫东的家里住过一个暑假的完整时光。
放了假，我就在武汉找兼职，在学校附近的培训机构教语文，在网吧门口发过传单，在超市里做过促销员，在餐厅里端过盘子。
每逢年节，我回家待三五天，带够了必要的礼物，跟赵卫东和赵磊客客气气，不多话，不生事，吃完饭就回自己那个小间，关上门。
母亲偶尔来敲我的门，带着一碗炒花生或者一碟咸菜，坐在我床边说说厂里的事，说说邻居家的闲话，我听着，偶尔接两句话，不评价，不引申。
我们之间有一层什么东西，说不清楚是什么，但那层东西一直都在，薄薄的，透明的，我们谁都没有戳破过它。
大学毕业那年，我考研。
不是一时冲动，是我想清楚了的事。
我报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文学院，导师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初试考了390多分，过了线。
复试那天，我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坐在考场外面的长椅上等候，手心出了汗，用纸巾擦了又擦。
考场里，导师问我为什么选择继续读研，我想了一下，说："我想把一件事情弄清楚。"
导师问："什么事情？"
我说："人在非常困难的处境里，怎么靠语言把自己撑住。"
导师没有再追问，在记录本上写了什么。
那天我从复试考场出来，走在华师校园里，武汉三月底，玉兰花开得正盛，一树一树的白，风一吹，花瓣掉下来，落在石板路上。
我站在那条路上，用手机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就四个字——"复试结束了。"
母亲回了一个字："好。"
等通知的那段时间，我在武汉一边找临时工，一边等消息。
我住在一间合租房里，房间很小，只够放一张床和一张书桌，窗外是一条背街，终日嘈杂，但我住得很安心。
那种安心，是那个北朝向的小间从来给不了我的。
录取通知书是六月底到的。
不是寄到我合租的地方，是寄到了老家的地址，因为我当初登记的是户籍地。
母亲打电话来，声音有点激动，说通知书到了，让我回去拿。
我在电话里听着她的声音，她说：
"橙子，你考上了，华中师大，研究生，妈看见了，是真的。"
我靠在书桌前，没有说话，眼睛里有点热。
不是高兴，是那种积了太久的什么东西，在某一刻，松动了一下。
我买了回家的班车票，第二天早上六点出发，到家的时候将近中午。
老屋的样子没什么变化，院子里还是那棵橘子树，树叶绿得很，橘子还没结，只有几朵白花开着。
母亲在门口等我，看见我走进院子，眼圈红了，说："回来了。"
我点点头，说："回来了。"
录取通知书就摊在堂屋的桌上，是那种正式的红色封面，里面的内容很简短，白底黑字，几行关键信息——姓名、院系、专业、录取类型。
母亲站在旁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说："橙子，你是咱们家出息最大的。"
我把那张纸拿在手里，没有说话。
阳光从窗缝里透进来，落在那几个字上，我看了很久。
8年，整整8年，我用这条路把自己从那栋房子里撑出来。
就在我站在那张录取通知书前面，心里刚刚泛起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里屋的门开了。
赵卫东走了出来。
我的身体在他走出来的那一刻，下意识地绷住了。
这个动作是8年练出来的，不需要思考，比呼吸还快，是肌肉记住的东西。
他的脚步声很沉，每一步踩在水泥地上都是实的。
我站在桌前，没有动，眼神落在他手里——他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信封。
那个信封是普通的那种，超市里几毛钱一包的，信封口没有封，被他用两根手指捏着，提在手边。
他走到桌前，把那个信封放下来，放在了录取通知书旁边。
我看着那个信封。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突然冒出来，说——他是不是要道歉。
那个念头来得很快，快到我自己都没有防备。
8年，他打了我8年，他用皮带抽过我，用扫把打过我，让我从楼梯上摔下去磕破了下巴，而每一次，母亲都站在旁边说忍忍就好。
我以为今天会不一样。
我以为那张录取通知书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证明，是一道我花了多少年才修成的门槛，而他站在那道门槛前面，把那个信封递过来，也许，也许他是要道歉的。
我手指微微发抖，把那个信封拿起来。
母亲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我拆开了信封口。
里面是一叠钱，我粗粗一数，大约是两万块，用一根橡皮筋捆着，压在一张手写的纸条上。
那张纸条折了两折，我把它展开。
纸条上面的字是赵卫东写的，字迹歪斜，但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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