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59岁的康泽盯着桌上那份报纸发愣。

报纸上刊登的是毛主席半年前的一段讲话实录。

当那行“连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映入眼帘时,这位昔日的复兴社“十三太保”、特务头子身子一软,瘫在靠背椅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把报纸都浸透了。

这场景要是被蒋介石撞见,估计能气个半死。

毕竟在他那儿,康泽这号人物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销户了。

回到1948年,康泽刚被俘没几天,南京那边就大张旗鼓地办了丧事。

老蒋亲自出马主持,灵位供进了忠烈祠,连美国记者都忍不住记下了这场“活人祭典”的闹剧。

好端端的大活人,咋就被自个儿的老大强行“注销”了?

反倒是那个他发誓要干掉的死对头,非得保他一命?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不是啥恩怨情仇,纯粹是两边算盘打得不一样。

咱们把日历翻回1948年7月,地点襄樊。

襄阳城墙上全是烟火气,解放军的大炮早把西门轰开了个大口子。

作为第15绥靖区的一把手,康泽在指挥部大门口挂了个条幅,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不成功便成仁”。

这话是老蒋给他们定的规矩,也是那时候国军高官临了前的标准台词。

摆在康泽面前的路其实窄得很。

头一条路,死磕到底,真去“成仁”。

这也是老蒋盼着的,死了就是烈士,能上报纸头条鼓舞士气,当个榜样。

第二条路,投降。

但在他看来,这就是背叛,而且横竖是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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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

因为手上的血太多了。

当年在江西搞别动队,也就是那个“蓝衣社”,那是插在苏区心口的一把刀子。

搞什么“三光”,弄“保甲连坐”,还跟老蒋邀功说杀了几千个共产党。

他心里门儿清,共产党不可能饶了他。

可到了节骨眼上,他还是想活。

城破那会儿,副司令郭勋祺一把夺下他的枪。

康泽顺坡下驴,但也耍了个心眼——往脑门上缠了一圈绷带,非说自己是受了伤才没法反抗。

但这戏演得太假了。

中野六纵政委杜义德一眼就看穿了:“你说挂彩了?

瞅瞅你的头盔,子弹眼在左边,伤口跑右边去了?

编瞎话也得动动脑子!”

这事儿挺滑稽。

康泽想活命,又不敢大大方方地活;老蒋巴不得他死,人还没咽气就急着办丧事。

对老蒋来说,康泽也就是变成个牌位才有点用处。

谁承想,康泽命大,不但没死,还被送进了北京功德林。

这就得说说第二个问题:共产党留着他图啥?

按那时候的老百姓心思,这种人枪毙一百回都不解恨。

他在湖北黄安活埋过农会干部,在苏区搞过大屠杀,满手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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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毛主席看得更远,心里有本大账。

1956年政治局开会,主席拿着康泽的卷宗说了大实话:“杀个康泽那是分分钟的事,可那两万俘虏怎么想?

台湾那帮特务怎么看?

得让人知道共产党说话算话!”

账是这么算的:

杀了也就是解个气,弄死个没牙的老老虎,没啥大用。

留着他,改造好了,那价值可就海了去了。

头一个,做给对岸看。

连这种号称“罪大恶极”的主儿都能留活口,甚至还能特赦,别人还有啥理由死撑着?

再一个,这是底气。

把“鬼”变成“人”,这比直接消灭鬼更显本事,更有说服力。

就像主席跟胡乔木说的,改造战犯是政治仗,比打下十个襄樊都重要。

攻城那是打仗,杀人算战术;改造人才是政治,是战略。

不过这事儿想成,还得康泽自个儿争气。

刚进功德林那会儿,这老小子也是一百个不乐意,心里抵触得很。

直到1952年冬天,管理员塞给他一本《毛选》。

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时候,这个曾经的杀人机器彻底失眠了。

他脑子里全是当年在黄安被埋掉的那些农民。

真正的转机在1956年。

组织上带他去参观长春一汽。

有个苏联专家指着刚下线的解放牌卡车说:“这地界原来是鬼子细菌部队的窝。”

这话直接戳中了康泽的死穴。

他在日记里感慨:“算是明白了为啥老百姓选共产党——人家能把屠宰场变工厂。”

这话太重了。

以前跟老蒋混,说是为了剿匪,其实是维护地主利益,把人变鬼。

现在眼瞅着屠场变工厂,这才是建设,才是新生活。

想通了这一层,他做了后半辈子最大的决定:拿笔赎罪。

1961年,二十万字的《复兴社始末》搞定了。

这东西分量不轻。

他把蓝衣社那套特务系统扒了个底朝天,连老蒋亲笔写的暗杀名单这种绝密货色都抖了出来。

里面还记着1933年老蒋给他的密令:“苏区凡是十六岁以上的男丁,一个不留”。

要是康泽早死了,这些黑料估计就在国民党档案库里烂掉了,或者干脆被烧了。

就因为他活着,历史才留了份真凭实据。

1963年,特赦令真下来了。

捏着那是编号“63赦字第四号”的通知书,看着报纸上主席那句“不杀”,康泽心里估计五味杂陈。

头版头条赫然写着他“康泽中将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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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最讽刺的就在这儿。

他卖命的主子,急吼吼地宣布他死了,就为了榨干最后一点宣传价值。

反倒是死对头,给了他第二条命,让他看清楚前半生到底是给谁当炮灰。

他在回忆录里分析得透彻:“当年给老蒋卖命,是因为图富贵;毛先生不杀我,是想救我的魂。”

1967年,康泽病死。

走之前,他刚校对完《蒋党特务活动史料》的最后一章。

在这位“蓝衣社教父”的编后记里,留了一句:“前半辈子造孽,后半辈子记孽。

要是这些血泪账能警醒后人,也算我赎罪了。”

回头再看这盘大棋,毛主席算得太准了。

如果不杀是为了显摆仁慈,那是妇人之仁。

但不杀他,让他从个只会盲从的刽子手,变成清醒的历史记录者;让他用自己的笔,去戳穿旧主子的谎话。

这才是对那个旧时代最狠的“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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