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士绅们的“结社议政”，看起来为国为民，实际上以权谋私.|南明|士绅|明朝|江南|清廷|清朝|结社议政

提起明末江南士绅、东林党人的结社议政，不少人总夸是“为民请命、心系天下”，可翻遍史料才知道，这根本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他们议的从不是国家存亡，而是怎么逃税、保特权，把明朝的江山榨干后，又转头投降满清，最后被清朝狠狠收拾，纯属咎由自取。

先说说这帮人的核心操作：靠结社抱团，靠官僚渗透，把“抗税免税”做成了“潜规则”。明末江南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赋税，明初就占全国漕粮的1/4，可到了明末，江南士绅通过各种手段逃税，实际缴纳率不足六成。他们的办法很简单：一是结社造势，比如东林党、复社，表面上谈“仁义道德”，实则串联起来抵制朝廷征税，一旦官府派官催缴，就煽动百姓闹事；二是官僚护短，江南士绅通过科举、联姻，在朝廷安插了大量自己人，比如东林党人占据内阁、六部要职后，直接废除了万历年间针对江南工商业的“矿监税使”，还减免了士绅的“均徭”“里甲”等徭役，把负担全转嫁给了北方农民。

《明实录》里记载，崇祯年间，北方农民要承担“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每亩地赋税翻了三倍，而江南士绅不仅不用交加派，连基本的田税都能拖欠。比如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士绅占有的土地达全县的70%，却只缴纳了30%的赋税，剩下的全靠农民补齐。更讽刺的是，崇祯末年，朝廷军费紧张到士兵吃不上饭，多次号召江南士绅捐款，结果苏州的士绅富豪集体装傻，总共才捐了不到2000两白银，而后来清军打到苏州，仅一个士绅家族就被清军抄出白银50万两——不是没钱，是根本不想为明朝花一分钱。

东林党人的“教育渗透”，更是把朝廷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工具”。江南士绅垄断了当地的教育资源，比如无锡的东林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全是他们办学的据点，招收的弟子全是官宦、富豪子弟，不仅免学费，还包食宿、给补贴。这些弟子通过科举入朝后，第一件事就是抱团扶持自己人，打压异己。据《明史·选举志》统计，崇祯一朝17年，内阁首辅换了19人，其中12人来自江南，且大多与东林党、复社有牵连；六部尚书中，江南籍官员占比超过50%。他们掌权后，不仅取消了对江南工商业的征税，还把盐税、茶税等利润丰厚的税种，交给自己的亲信家族垄断，明朝的财政来源被一步步掐断。

明朝被榨干后，这帮“仁义君子”的真面目更露骨：投降满清比谁都快，抗清比谁都消极。1644年明朝灭亡，南明建立后，江南士绅一开始根本不想抵抗，反而抱着幻想——觉得只要投降满清，还能保住明朝时的特权和财富。据《南明史》记载，1645年清军渡过长江，攻打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重镇时，投降的明朝官员、士绅多达300余人，而坚决抵抗的不足50人，所谓的“抗清义士”简直凤毛麟角。

比如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当年还装模作样要投湖殉国，结果摸了摸湖水太凉，转头就带着江南士绅跪迎清军，还主动剃发留辫，当上了满清的礼部侍郎。可他没想到，满清早就看透了江南士绅的嘴脸——知道他们在明朝是怎么偷税漏税、干涉朝政的，根本不会给他们特权。于是，清朝很快就动手了，先是搞了“江南奏销案”：1661年，清廷严查江南士绅拖欠的赋税，仅苏州、松江两府，就有1.3万名士绅被革去功名、抄没家产，连秀才、举人都难逃；接着又办了“哭庙案”：苏州士绅因不满清廷征税，聚集在孔庙哭祭，煽动闹事，结果清廷直接下令处死了18名领头的士绅，包括著名学者金圣叹。

直到这时，江南士绅才慌了——原来满清不吃“结社议政”“道德绑架”那一套，自己的特权没了，财富也保不住了。于是，像钱谦益这样的人，又转头搞起了“反清复明”，可他们反清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汉人江山，而是为了重新夺回明朝时的特权。更可笑的是，南明内部的士绅、官僚，哪怕大敌当前，还在忙着内斗：弘光帝时期，东林党和马士英、阮大铖的“阉党余孽”争权，互相拆台，清军都打到家门口了，南明军队还在互相攻打；隆武帝、永历帝时期，各地藩王、士绅又各自为政，谁都想当皇帝，最后被清军逐个击破。

对比一下南宋和南明，更能看出这帮人的自私。南宋末年，面对金朝、蒙古的进攻，江南士绅虽然也有投降的，但更多人选择捐款、募兵，支持朝廷抵抗，比如南宋的“义仓”制度，江南士绅主动捐粮捐钱，保障军队和百姓的粮食供应，所以南宋能在江南支撑150多年。而南明呢，江南士绅一毛不拔，还忙着内斗、投降，结果满清只用了一年多，就平定了江南，南明彻底覆灭。

这里其实有个很讽刺的悖论：明末允许结社、允许议政，看起来好像很“民主”，可国家却越来越弱，财政枯竭、军队破败，最后被几十万人口的满清灭掉；而清朝禁止结社议政，虽然看起来“专制”，却稳住了财政，压住了士绅的特权，反而巩固了统治。说到底，明末江南士绅的“结社议政”，从来不是为国为民，而是一群特权阶层的“利益狂欢”——他们满嘴仁义道德，实则贪得无厌，把国家的负担全推给农民，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江山社稷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