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盛夏,台北松山机场上演了一出让人琢磨不透的大戏。

里三层外三层的特警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媒体记者们架着长枪短炮,把通道口堵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这阵仗,全是为了等一个角儿。

这人名叫张安乐,道上兄弟更习惯叫他“白狼”。

这事儿最离谱的地方在于:他是自己主动往枪口上撞的。

那时候,他在大陆的买卖做得风生水起,旗下的韬略集团造头盔、做运动器材,全球差不多一半的市场份额都被他攥在手里,日子过得那是既体面又安稳。

可台湾那边,通缉令早就挂出来了,只要他脚尖一沾地,明晃晃的银手镯立马就得拷上。

换做是个脑子正常的江湖大佬,躲都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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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位爷倒好,不光买了回程票,还大张旗鼓地通知了各路媒体。

舱门一开,他手里攥着本宣传和平统一的蓝色小册子,脸上挂着笑,主动把双手伸给警察。

对着那一堆疯狂闪烁的镁光灯,他只轻描淡写地撂下一句:“哪怕蹲大狱,我早晚也能溜达出来。”

乍一看,这简直就是一场“千里送人头”的疯狂赌局。

可你要是把他这四十年的老黄历翻出来细看,就会发现这种看似不要命的举动背后,藏着一套冷得吓人的算计。

这辈子,他净干那种旁人觉得“赔掉底裤”,但他自己认定“非干不可”的买卖。

头一回豪赌,下注在1984年。

那年头,“江南案”闹得太平洋两岸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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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联帮的大当家陈启礼和总护法吴敦,接了台湾情报系统的密令,跑去美国干掉了作家江南(刘宜良)。

活儿是干漂亮的,俩人回台湾交差,结果发现天变了——当局为了给美国佬一个交代,打算把这俩兄弟当弃子,直接抓起来顶雷。

那会儿张安乐人在美国,正在内华达大学念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日子过得挺顺心。

陈启礼回台之前,留了个后手:一盘录音带。

这带子里,原原本本记录了暗杀行动是谁指使的。

这下子,一道要命的选择题摆在了张安乐面前。

路子一:把带子烧了,装聋作哑。

这是最稳妥的法子,既能保住在美国的学位和生意,也能在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里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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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子二:把录音捅出去。

这么做能保住大哥的命,证明陈启礼是奉命行事,不是私人恩怨。

但这代价太大了——这等于直接往台湾当局和情报系统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同时也把自己彻底暴露在美国警方的火力范围内。

张安乐在心里拨弄了一下算盘,觉得“义气”这俩字,比前程值钱。

他最后决定,把带子公之于众。

结果和他料想的一样,陈启礼和吴敦的命保住了,没吃枪子儿。

但报复来得那是相当快,美国当局转头就给张安乐安了个贩毒的罪名,把他抓了进去。

说实话,这指控简直荒唐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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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联帮里,张安乐是出了名的“另类”,家里是南京的书香门第,爹妈都是读书人,他给帮里立下的铁规矩就是“谁也不许碰毒”。

后来开庭的时候,连污点证人都承认是做了伪证。

但这都没用。

在这个巨大的政治磨盘里,他是那颗必须被碾碎的豆子。

代价就是十年的大牢。

普通人蹲十年苦窑,出来基本上人就废了。

但张安乐这号人,最狠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回血能力”。

在联邦监狱的铁栅栏后面,他没闲着混日子,反倒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拿下了两个学士学位;二是给报纸写专栏,记录监狱里的那些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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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刑期,硬生生被他过成了漫长的“闭关进修”。

1996年,张安乐刑满释放。

正赶上台湾搞“治平专案”,要把道上的大哥们扫地出门。

老家回不去,美国又不留人。

就在这节骨眼上,他做了人生中第二个关键决定:去大陆。

在当时,这可不是什么顺理成章的路子。

要知道,他出身国民党军官家庭,从小脑子里灌输的都是“汉贼不两立”。

可张安乐不光去了,还在深圳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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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他把身上的江湖气洗了洗,换上了生意人的西装。

在朋友帮衬下,他搞起了韬略集团。

他把帮派里带小弟的那套“讲义气、立规矩”的法子,改造成了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事实证明,这套路子真灵。

他的头盔和运动器材买卖越做越红火,直到拿下了全球将近一半的份额。

按说到了这个岁数,要钱有钱,要闲有闲,身份也洗白了,该知足常乐了。

可他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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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5岁的张安乐为啥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跑回台湾去钻那个通缉令的圈套?

因为他心里又盘算了一笔账。

早在2005年,他就成立了“中华统一促进党”。

搞政治和混帮派不一样,帮派可以躲在阴沟里,但搞政治必须站在太阳底下。

他要是老躲在大陆,在台湾老百姓眼里,他就永远是个“通缉犯”,是个不敢回家的“外人”。

他嘴里喊出来的政治主张,也就永远只能是隔岸观火的空话。

要想让台湾人听进他的话,鉴于他那个特殊的身份背景,他必须回到现场。

哪怕回家的门票是一副手铐,是审讯室的冷板凳,甚至是可能蹲大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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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他又算准了。

落地没多久,交了一百万新台币的保释金,他又自由了。

虽说官司缠身,但他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站在台北的马路上。

于是,大伙儿看到了那个魔幻的画面:

每逢国庆,台北街头响起了《大中国》的旋律。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手里挥舞着五星红旗,身后跟着几千个穿着黑衣的昔日兄弟。

从南京的书香门第,到台湾的江湖大佬;从美国的联邦囚徒,到深圳的商业大亨;最后又摇身一变,成了扛着红旗的统促党总裁。

张安乐的每一次转身,看起来都像是把自己往死胡同里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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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要是仔细拆解他每一次的拍板定案,会发现他始终守着一套很古老的逻辑:那是从线装书里读来的“士为知己者死”,也是江湖道义里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2013年走出机舱的那一秒,他其实早就赢了。

因为他心里清楚,只有敢把手腕伸向手铐的人,才有资格在历史的赌桌上,押下自己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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