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新界有个不起眼的角落，立着个破旧的养鸡场。
大公鸡还没打鸣，场主就得摸黑爬起来，忙着搅拌鸡食、给鸡喂水。
等到太阳落山，他还得钻进充满异味的鸡窝里，一个个清点鸡蛋。
这买卖实在难做，稍不留神碰上鸡瘟，那就是血本无归。
为了混口饭吃，这位场主最惨的时候，差点就要靠借高利贷过日子。
可你要是觉得这只是个倒霉生意人的故事，那就大错特错了。
时光要是倒流几年，这个弯腰捡蛋的老头，可是个让整个上海滩听了名字都得哆嗦的主儿。
他名唤毛森。
在军统里，人送外号“九命怪猫”，是戴笠手把手教出来的狠角色，更是1949年上海那场腥风血雨的直接操刀人。
从呼风唤雨的“上海王”，变成浑身沾满鸡屎的农场主，这过山车坐得简直让人晕头转向。
旁人提起这事，总说这是国民党败了，是大时代的眼泪。
这话听着有理，但没说到点子上。
毛森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不光是因为站错了队，更因为他在人生最紧要的几个岔路口，把手里的账给算糊涂了。
1949年3月，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那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时候去接手上海市警察局局长，那就是把手往火坑里伸。
这笔账其实明摆着：大厦将倾，脑子灵光的都在找退路。
要么像傅作义那样阵前起义；要么就在工位上磨洋工，给自己留条活路。
偏偏毛森是个死脑筋。
他接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死命令——在解放军进城前，把所有的“异己分子”清理干净。
他口中的“异己”，指的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和那些爱国人士。
毛森这活儿干得怎么样？
他不仅干了，还干得绝户。
刚一上任，他就把爪牙撒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也就一个月功夫，快四百号人进了局子。
这里面有个极其吓人的逻辑：他压根不走法律程序。
在毛森看来，开庭审判太磨叽，直接拉出去秘密毙了，才是对上头最高效的“尽忠”。
到了四月底，警察局内部开始流传一封解放军的劝降信。
这本来是个台阶，告诉旧警察们：只要回头是岸，既往不咎。
换个稍微有点政治嗅觉的人，这时候早就该收手了。
哪怕不明着投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过去也行。
可毛森的反应简直绝了——他没觉得害怕，反倒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气得火冒三丈。
为了找回这个“场子”，他整出了一套更变态的规矩：搞了个“保密防谍组”，逼着手下签连坐书，甚至开出了“举报同僚连升三级”的诱人价码。
等到五月初，他干脆撕破脸，下令凡是敢擅离职守的警察，不仅杀本人，全家老小一个不留。
这已经不单单是残暴了，完全就是赌徒红了眼。
他在赌个什么劲？
他在赌蒋介石能看见他这颗“红心”。
他觉得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只有用最狠毒的手段，才能证明自己才是那个“最铁杆的奴才”。
就在那短短半个月里，黄浦江上漂浮的麻袋，宋公园里密集的枪声，三千多个被抓的人，三百多条鲜活的人命。
这些血淋淋的数字，就是毛森递给蒋介石的“投名状”。
甚至到了5月23日，解放军总攻号角都吹响了，他带着心腹狼狈逃窜的前一秒，还要下令把关在牢里的人就地突突了。
这笔账，他算得够“狠”，但他漏算了另一头：当一个人手上沾了太多无辜者的血，他就彻底把通向新时代的路给堵死了。
他活生生把自己作成了一个只能依附蒋介石才能喘气的孤魂野鬼。
逃出上海后，毛森辗转厦门，最后落脚台湾。
按常理说，像他这种满手血腥的“功臣”，到了台湾怎么也得混个荣华富贵。
蒋介石在厦门时也确实没亏待他，还特意封了他个中将。
可到了台湾，天变了。
这就来到了毛森人生的第二个生死抉择：站队。
那时候台湾政坛暗流涌动。
蒋介石正忙着给儿子蒋经国铺路接班。
而情报系统，那是蒋经国必须死死攥在手里的核心权力。
毛森面临着一道选择题：是顺水推舟，把权柄交到“太子”蒋经国手里；还是抱着老皇历死磕到底？
毛森选择了硬碰硬。
为啥？
因为他压根瞧不上蒋经国。
在毛森看来，自己是戴笠的得意弟子，是靠着“福建事变”策反张殿基起家的实干派，是抗战时炸鬼子军火库、九死一生的“九命怪猫”。
他在前线玩命的时候，蒋经国在哪儿凉快呢？
更何况，蒋经国早年还在苏联待过，这让靠“反共”起家的毛森心里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当蒋经国让他交权时，毛森拒绝得那叫一个干脆。
理由说得倒是冠冕堂皇：搞情报是技术活，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他甚至公开在各种场合炮轰这个决定。
在这事儿上，毛森犯了个要命的认知错误。
他以为自己在维护情报工作的专业性，以为这是对蒋介石负责。
但他忘了，在老蒋心里，“专业”永远得给“家天下”让路。
你毛森再能干，也不过是个看家护院的；蒋经国再外行，那是少东家。
当一个家奴试图挡少东家路的时候，他的下场早就注定了。
结局那是相当讽刺。
那个他在上海杀了无数人也要效忠的蒋介石，在台湾反手就给了他一张通缉令。
这一纸通缉令，直接把毛森从“功臣”打回了原形。
为了保命，他只能再次跑路。
这一回，没了大树遮阴，他只能灰溜溜地躲到了香港。
曾经威风八面的特务头子，一夜之间成了丧家之犬。
为了活下去，只能去开养鸡场。
那双曾经挥挥手就能决定几千人生死的手，现在只能用来拌鸡食、捡鸡蛋。
这一躲，就是整整十二年。
第三笔账：回乡路上的“赎罪”
在香港的那十二年，是毛森这辈子最窝囊的日子。
有人劝他跟蒋介石服个软，有人让他找以前的同僚借点钱，可这头倔驴宁愿饿死也不肯低头。
要是故事到这儿就剧终，毛森充其量也就是个玩砸了的政治投机客。
但这老天爷，还真给他留了条门缝。
他的八个儿女个个争气，特别是三儿子毛河光，在地球物理学界混出了大名堂。
靠着儿女的帮衬，晚年的毛森搬到了美国，在华盛顿置了业，种起了苹果和葡萄，过上了优哉游哉的田园生活。
吃穿不愁了，心里的那笔账却怎么也平不了。
每当夜深人静，这位曾经的“杀人魔王”，脑子里转悠的全是浙江江山老家的山山水水。
1992年，极其反常的一幕发生了。
八十多岁的毛森，带着老婆和大儿子，回到了江山市。
为了铺平这条回乡路，他足足筹划了三年。
从1989年开始，他就不断往老家寄钱，给学校盖楼买设备。
当省市领导出来迎接时，那个曾经目光凶狠的特务头子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头白发、见人就鞠躬作揖的老华侨。
他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贪婪地盯着家乡的一草一木，拉着以前亲戚朋友的手问长问短。
临走的时候，他指天发誓：两年后，我肯定还要回来。
只可惜，他没等来第二次机会。
回到美国仅仅半年，毛森因为心肺衰竭撒手人寰。
在弥留之际，他做最后了一个决定：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万美元，全部捐给江山老家办教育。
这最后的一笔账，他是怎么算的？
也许是想用这一万美元，去抵那三百多条人命的债？
这显然不够，差得十万八千里。
又或者，这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看透了权力、争斗、杀戮都成过眼云烟后，试图为自己满是血腥的一生，涂抹最后一点点人性的亮色。
回头看毛森这一辈子，精明强干，极善于察言观色，在战术层面上简直是个天才。
无论是在福建策反敌军，还是在抗战中搞情报，他都做得滴水不漏。
但在战略层面上，他输得底裤都不剩。
在上海，他看不懂大势，把残暴当成了忠诚；在台湾，他看不懂政治，把傲慢当成了骨气。
直到快进棺材了，他才琢磨明白，那些他曾经拼了命追逐的权势地位，还不如家乡的一声问候来得实在。
只可惜，这道理他明白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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