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京的一家医院里，92岁的老人闭上了眼睛。
随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倒退几十年，这位老人的身份，可是国民党军的中将，第九十二军的一把手。
这边是国民党的高级指挥官，那边是把守江山的开国元勋，这两种人睡在一个园子里，乍一听，是不是觉得挺别扭？
可你要是把日历翻回到1947年那个晚上，看看他当时的决断，你就会明白，这事儿一点不稀奇，反倒是顺理成章。
大伙儿总觉得，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选边站队是一眼能看穿的事。
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那时候的人，命就像水面上的浮萍，大浪打过来，谁也不知道会被冲到哪儿去。
侯镜如，就是那个被大浪卷走，又拼命游回来的人。
1947年，这仗打得正凶。
这时候的侯镜如，日子过得挺滋润。
他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黄埔系”的嫡传弟子，手底下有枪有炮，肩膀上扛着中将的两颗星。
在那个圈子里，他算是混出头了。
可偏偏在这一年，他去见了一个人。
这趟门串得，可以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但回报也是惊人的。
领路的是陈赓，屋里坐着的是周恩来。
这仨人凑一块儿，那气氛，简直尴尬得能抠出三室一厅。
想当年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是教官，侯镜如是学生，陈赓是同窗。
那时候大伙儿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心往一处想——早在1925年，侯镜如就跟着周恩来入了组织。
可眼下是1947年，坐在周恩来对面的，是个实打实的“敌军军长”。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是侯镜如，这会儿腿肚子转不转筋？
心里肯定没底。
头一条，这就好比“离家出走”二十年了。
虽说是赶上1927年那场大变故，再加上南昌起义兵败，路断了联系不上，属于没法子的事，可你毕竟在对面阵营里干了这么些年，还当了大官。
再一条，你是带兵的。
虽说打的是鬼子，可在那个枪口对枪口的节骨眼上，这身份太烫手了。
谁知道，周恩来的反应，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周恩来没跟他翻旧账，也没摆出一副审问的架势。
他只说了这么几句掏心窝子的话：顾顺章那个叛徒的事，你也清楚。
当初断了线，不是你的错，是那个世道的错。
眼下，我给你个准话，只要你肯回来，以前那些烂账，一笔勾销。
这话说的，水平太高了。
周恩来这一手，直接把侯镜如这二十年的“国民党履历”，从“变节”给定义成了“走散了”。
这层窗户纸一捅破，侯镜如心里那块大石头，“哐当”一声落地了。
接下来，路该怎么走？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道。
头一条：学学别的将领，发个通电骂老蒋一顿，拉着队伍上山，直奔延安。
这招最痛快，面子上也光鲜，“弃暗投明”的好汉嘛。
第二条：听组织的，赖着不走。
身上还穿那身皮，手里还拿老蒋的大洋，背地里却给这边干活。
这两条道，哪条难走？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第二条难。
第一条虽说也有风险，但好歹名分定了。
第二条那是纯粹的“走钢丝”，每天都在刀尖上打滚。
万一露了馅，脑袋搬家不说，还得背个不清不楚的名声。
可要说对大局的用处，第二条才是王炸。
一个楔在敌人心脏里的军长，那破坏力，比前线多一个师都要猛。
侯镜如咬咬牙，选了那条难走的道。
他点了头，继续当他的“潜伏者”。
这个决定的分量，没过多久就在战场上显出来了。
他利用手里的权和人脉，在关键时刻给解放军递梯子，北平和平解放、福州解放，这两件大事里都有他的影子。
具体的招数资料里没细说，但光看这俩沉甸甸的战果，就知道这颗“闲棋冷子”起了多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侯镜如能在国民党堆里爬这么高，还真不是靠运气。
他身上有一样那个年代当兵的最缺的东西——硬邦邦的战功。
他在那边的升迁路，不是跪出来的，是一枪一炮打鬼子打出来的。
1937年淞沪战场，他在上海滩跟鬼子死磕。
枪炮不如人，人头没人家多，但他脑子活，利用地形跟鬼子周旋，愣是崩掉了对方几颗牙。
1938年台儿庄，那是真刀真枪的血战。
侯镜如守阵地，打到最悬的时候，他没往后缩，反而带头冲锋，不光把阵地守住了，还缴了一大堆战利品。
1941年往山东进发，跟友军打配合，一口气吃掉了几千号伪军。
正是这些实打实的硬仗，让蒋介石高看一眼，1943年就把他提拔成了九十二军的老大。
蒋介石用人就看两点，“黄埔自己人”和“能打仗”，这两样侯镜如全占了。
可也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场上的这份“纯粹”，让他对国民党内部那些乌烟瘴气的烂事看得更透。
一个真心想救国的汉子，看着上面那些人的做派，心里的天平哪能不歪？
所以说，1947年跟周恩来的那次见面，看着是巧合，其实是侯镜如心里那团火没灭，早晚得回家的必然。
那是他给自己的后半辈子，挑的一条“窄路”。
新中国成立后，侯镜如回到了北京。
直到这会儿，他的身份才算彻底转过来了。
从国民党中将变身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这个弯，他转得特别稳。
1955年，他进了民革。
后面的日子里，他当过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哪怕岁数大了，他也闲不住。
1983年，81岁高龄的侯镜如，动身去了趟香港。
这时候的他，早就不用证明什么了。
但他还是住在儿子家里，悄悄地串门，把大陆这边盼着统一的心思递过去。
这其实又是他人生里的一次“下注”。
凭他的资历和岁数，完全可以在北京享清福。
但他非要去香港，是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这张老脸还有用——他是黄埔一期的大师兄，在海峡对面，有不少当年的老同学、老部下。
他说的话，那边的人听得进去。
这种对自己“剩余价值”的压榨，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为国家出力。
有个细节值得一说，侯镜如不光自己路走得正，教孩子也没含糊。
他的儿子侯伯宇，没走当官带兵的老路，而是一头扎进了物理堆里。
后来成了西北大学的博导，甚至搞出了那个响当当的“侯氏理论”。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能把孩子培养成顶尖的大科学家，说明侯镜如的家风里，一直供着“知识”和“道理”这两尊神。
这跟他自己当年出身穷苦，却咬牙苦读考上留美预备学校的那股劲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1902年出生在河南的破草房，1924年考黄埔，1927年断线，1947年归队，1994年长眠八宝山。
侯镜如这一生，就像画了一个大圆圈。
起点是一腔热血的青年，终点是功劳满身的老人。
中间那段漫长的、曲折的、穿着国民党军装的日子，看着像是跑偏了，其实那是他在那个身不由己的世道里，替国家攒家底、打外敌的另一种活法。
周恩来当年说得太对了：“断了线不是你的错，是那个时代的错。”
但侯镜如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历史给了个改错机会的时候，他一把抓住了，死都没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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