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富裕理解成工资涨、房子大、车更好。
其实这是“消费感受”。但一个更冷的指标是，你有没有能力，稳定地从社会拿到足量资源，活下去，还能往上走。
富裕从来是相对概念。
新中国起步时，能吃饱就是富裕。后来改革开放，万元户、三转一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是同一个逻辑，社会资源变多了，普通人能分到的也多了。
把富裕压缩成一句话，就是个体有能力从社会中获取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注意，是“能力”，不是靠施舍，更不是靠运气。
那富裕怎么来的。第一性原理只有一个，产出变多。资源总量扩大，才有“年年有余”。而扩大总量最狠的一招，就是工业化。
解放前粮食单产一般只有200来斤，人均耕地又少，靠土里刨食，别谈体面，能不饿死就算赢。
工业化带来化肥、农药、机械、科学育种。结果是什么？
今天我国粮食单产达到建国初期的五倍左右。你会发现，吃饱饭这件事，从“天命”变成了“产能”。
这个逻辑能复制到全社会。纺织、钢铁、汽车、电子工业，劳动生产率一上来，产能就上来。最终就是粮食、肉类尤其禽类和猪肉实现工业化供给，衣服手机也不稀缺了。
所以中国过去40年最硬的底牌，不是任何口号，是一套成体系的工业能力。没有它，谈富裕就是空话。
朝鲜缺油，工业化水平低，河岸船只破破烂烂、基本停摆。劳动效率上不去，生活就不可能“富起来”。
有人会抬杠。那服务业呢？我们不是天天在讲消费升级、第三产业吗。这里就要讲一个关键机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通俗点说，可贸易的制造业效率提升，会把不可贸易的本国服务价格推上去。理发就是典型服务业，一个理发师一个月就服务几百人，效率很难指数级提高。
工业品能大规模增产压价，理发不行。为了不让理发师去打螺丝，理发就得涨价。于是你看到小时候理发5块，现在动不动十几二十，美国更是几十美元。
更关键的是服务难以进口。你能进口粮食、手机，但很难“进口一个理发师”天天上门。于是本地服务价格会跟着整体收入水平走。
这就解释了一个现象。一个国家越富，很多服务越贵。不是因为奸商多，是结构决定的。
但请把顺序记牢。没有一二产业兜底，再怎么互相按摩、修水管、做外卖，都不可能把国家做富。服务业繁荣的前提，是工业体系把“必需品成本”打下去。
接下来问题来了。美国制造业外流，“铁锈带”锈迹斑斑，它凭啥还能富。
美国靠第一产业出口粮食大豆，靠油气出口，再靠第三产业金融服务，把美元收回来。制造业不在本土，但全球体系里它仍然有工业能力兜底。
这对中国的启示很尖锐。我们不能幻想“去工业化也能富”。中国要的不是把工厂赶走，而是把工厂做得更强、更智能、更能分配。
说到共同富裕，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平均主义。错，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同步富、同等富”。关键在于让更多人参与现代化成果。
但现在的难点，是中国处在工业化后期转型关口。工业资本存量巨大，但回报递减。服务业比重上升，但生产率问题突出。
更现实的压力是居民部门和地方财政杠杆都高，需求侧乏力，资产负债表压力摆在那。你要共同富裕，必须先把经济循环重新跑起来。
当下新增就业，早就不是流水线最多了，而是外卖、网约车、家政这些第三产业，把更多人卷进现代体系。
问题也就随之爆出来了。有人一句话刺得很疼，“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什么意思。
在长三角，现代生活是花很少钱叫外卖、叫滴滴、叫保洁。可这背后，是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压到很低。
现代生活如果建立在“廉价到离谱的人”，那它迟早会反噬，至少在道义与可持续性上都站不稳。
共同富裕的本质，是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过去几十年中国明显更偏效率，用市场激励把生产率推上去，这没错，否则就没有今天的工业体系。
但社会不是“真空中的球形鸡”。竞争从来不完全公平。沿海创业成功率高于内地，资源、市场、产业集聚都是现实差异。
再直白点，教育机会也不均。河北小城市录取率比北京低一大截，山村孩子更难。这不是个人努力能抹平的差距。
还有某些行业的灰色空间、基建订单里的问题，也会让财富生成过程带上“先天不公”。不点名，你也懂那股怨气从哪来。
更重要的是，不公平不仅伤人心，也伤效率。普通人如果能更公平地获取资源，可能创造比今天更大的产出。反过来，严重不均衡会损害社会凝聚力，甚至破坏长期稳定。
所以共同富裕要解决的不是“让富人吐钱”，而是让现代化成果更普遍地被分享。现代化不该只是少数人用低价消费他人劳动，而是多数人都能体面地交换劳动。
那路径是什么？
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力度，解决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把它拆成三刀。第一刀，提高底部收入，最低工资、基本保障要更硬。底部收入不上来，消费起不来，产能就会压着，第三产业也带不动。
第二刀，钱从哪来。资产税迟早要上，诸如房产税、遗产税、资本离境税这类工具，属于现代国家的标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缺位这些税种，确实不合逻辑。
第三刀，让机会更公平。教育、公共服务、区域协调，都是在修复“起跑线”。共同富裕不是结果拉平，是让更多人能上场比赛。
分配公平解决的是消费能力与内需。劳动者996卷生卷死，分到的消费能力太少，就会出现消费疲软，自己生产的产能自己消化不了。
社会平等解决的是机会结构。机会太不均，怨气积累是小事，真正的大事是人才与劳动被浪费，社会生产力增长会被拖慢。
共同富裕不是道德说教，是中国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增长的必选项。
中国已经完成了摆脱贫困与小康目标，现在进入的是“让更多人更体面、更可持续地富起来”的阶段。这盘棋难，但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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