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国民党保密局湖北站算是彻底玩完了。

带不走的卷宗,直接一把火烧成灰;车子和枪支,全扔给了衡阳办事处。

站里的特务们面临最后一道关卡:要么领三个月薪水滚蛋,要么跟着副站长去重庆。

这看起来像是树倒猢狲散,连点渣子都没剩。

其实不然。

就在撤退前的四个月里,湖北站偷偷埋下了十颗“雷”。

拆开这十个小组的底细,你会发现一件事:这帮特务在具体干活时精明得要死,可到了顶层设计和管理上,简直烂得掉渣。

这种“手巧脑残”的撕裂感,在湖北站最后的日子里演得活灵活现。

先算第一笔账:人怎么挑?

48年年底,潜伏计划刚铺开,谢经武负责这摊子事。

汉口那边本来有个现成的组长人选,是个姓张的退役军官,还是谢经武的老乡。

按说这人简直是天选之子:根正苗红,懂军事,懂规矩,甚至可能带过兵。

可这名单刚递上去,立马就被否了。

为啥?

上面算盘打得精:对手进城头一件事就是查旧军官。

“退役军官”这身份平时是资历,这会儿就是催命符。

让他当头儿,等于把“我是特务”四个字刻在脑门上。

这招,确实高,甚至可以说是专业到了极点。

那到底用谁?

谢经武最后挑的人,看似普普通通。

组长姓吴,就是个公交公司的办事员;手下有个小学教书匠,还有个修车的。

他们窝在哪?

公交修配厂的职工宿舍。

这才是潜伏的门道:要“灰”,别“黑”。

公交公司职员、小学老师、修车厂工人,这些人混在市井人堆里,谁也不会多看两眼。

其他几个组也一个路数:

汉口二组,组长杨继华是个西医,自己开了家诊所。

电台藏哪?

就在楼上,报务员装成打下手的。

武昌一组,组长是卖汽车配件的老板。

武昌二组,头儿是个开照相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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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组,组长借着老丈人的中药铺打掩护。

你瞧,医生、商行老板、照相馆掌柜、药铺女婿。

都有正经买卖,有家有业。

这说明啥?

说明那时候保密局的中层脑子还很清醒,知道什么样的钉子最难拔。

要是只看前半截,你肯定觉得这帮人难对付。

可接下来的事,就把老底给揭穿了。

这是第二笔账:验收时的“看人下菜碟”。

49年2月,十个组的草台班子刚搭好,总部派了俩大员来验收:毛锤新和刘钧。

这俩人手里攥着生杀大权:他们不点头,不发装备和经费,这戏就唱不起来。

人到了汉口,谢经武和副站长赶紧安排接风。

地方选在冠生园——那可是当年武汉顶好的馆子,住则安排在江汉路的大饭店。

吃饱喝足,该干正事了。

武汉市里的那六个组,毛锤新那是真严。

他定了死规矩:一天只看两家。

流程还要命地繁琐:先把组长叫到饭店盘问个底掉;然后亲自去实地转悠,看身份真不真,特别是看藏电台的地方露不露馅。

只有把毛大员伺候满意了,才会定日子发东西。

这工作态度,没得挑。

可出了城的那四个组呢?

湖北站不光在市里布防,还在周边的应城、广水、咸宁、沙市安了四个外围组。

这四个组的情况其实更复杂。

像广水组的头儿是老军统,还会发报;咸宁组建得最晚,直到3月还在派人联络;沙市组甚至是4月份跑路途中才敲定的。

按理说,越是边缘、越是乱糟糟的组,越得领导去把关。

结果呢?

毛锤新不去。

理由讲得冠冕堂皇:路太远,太分散,有的还没弄好,跑一趟累得慌。

他在饭店大笔一挥:老谢,你替我去吧。

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作派:眼皮子底下的活儿做得漂漂亮亮,给上面看;稍微远点的、累点的,能糊弄就糊弄。

在城里,他是铁面无私的“钦差”;出了城,就成了甩手掌柜。

这种半吊子工程,搞得外围组织松松垮垮。

比如沙市组的那个王洪山,直到大部队都要撤到长沙了,才火急火燎地跑去领了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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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赶鸭子上架的队伍,能有什么战斗力?

第三笔账,也是最要命的:指挥链断了。

这十个组建好后,出了个天大的笑话。

人是湖北站找的,地盘是湖北站熟的,关系是湖北站通的。

以后潜伏下来,理应由转入地下的湖北站残部或者相关负责人接着管吧?

不行。

总部的规矩是:电台一发,你们就跟湖北站没瓜葛了。

以后听谁的?

听南京的,后来是听台湾的。

直接用电台跟总部单线联系。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老蒋那是防贼一样防着底下人,生怕地方站长拥兵自重,搞独立王国。

所以,哪怕就几个人的小组,指挥权也得攥在中央手里。

这算盘打得是精,可把路给堵死了:灵活性没了。

到了5月,湖北站撤到衡阳,6月彻底散伙。

站长、副站长这批最了解情况的人,要么跑了,要么回家抱孩子去了。

留下的那十个组,瞬间成了没娘的孩子,断了线的风筝。

你想想:几个修车的、开照相馆的小特务,守着个电台,要听千里之外、正在忙着逃命的总部的指挥。

总部知道武汉哪天戒严?

知道哪个联络点暴露了?

压根不知道。

而就在他们身边,原本最该拉他们一把的湖北站,已经烟消云散。

这就注定了这帮人的结局。

不是他们本事不行(你看,他们选的身份多好),是这架构从根儿上就歪了。

它设计了一套精细到头发丝的战术动作——比如怎么选医生当组长;可同时又搞了一套僵化得像石头的指挥系统——让远在天边的官僚去指挥眼皮底下的巷战。

1949年6月,随着最后一批物资在衡阳交接完,湖北地区的军统组织算是彻底凉了。

那十个潜伏组,在史书里也没翻起什么浪花。

那个开诊所的、修车的、开照相馆的,也许刚开始能蒙混过关,骗过所有人。

但他们躲不过历史的逻辑。

当钦差大臣只愿意窝在饭店里办公,当指挥系统全靠遥控而不信现场,再好的伪装,也不过是给棺材板刷层漂亮的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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