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我计划回济南。路上总能碰见村里人聚在一块儿敲鼓，咚咚哐哐的，老远就能听见。再过十几天，正月十五，夏津要有传统的架鼓表演，各村都想一试身手。
夏津的鼓，一进腊月就响起来了。
不是正经八百地敲，是这儿咚咚两下，那儿哐哐一阵。今儿个这个村敲，明儿个那个村敲，像地底下憋了一年的闷雷，赶着年前往外冒一冒。走在村道上，耳朵就没闲着的时候。
小时候我家没钱买鼓。
有钱人家的娃，七八岁就挎上小鼓了。鼓不大，碗口那么粗，红漆鼓帮，牛皮鼓面，鼓槌上缠着红绸子。走起路来，那绸子一飘一飘的，神气得很。我们这些穷小子，就站在边上看。等人家敲累了，把鼓搁在墙根底下，我就悄悄蹭过去，伸手摸一摸那鼓面。凉的，滑的，手指头按下去，能按出一个小小的坑。等他们走远了，我才敢拿起来敲两下。咚咚，咚咚。就那两下，够我高兴一冬天的。
后来上了学，学校里也排鼓队。“六一”汇演，几十号人，一人一面小鼓，排成方阵。鼓点是一样的，“咚哒咚哒咚咚哒”，可几十个人一齐敲，那声音就不一样了。震得耳朵嗡嗡响，震得地皮儿都在抖。我们憋着劲儿敲，把脸都憋红了。那时候觉着，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响的声音了。
可真正响的，是正月十五。
天还黑着，星星还挂在天上，我妈就把我推醒了：快起，鼓队要走了。我揉着眼睛往外跑，拖拉机的突突声已经在村口响着。车厢板上铺了厚厚的麦秸，人挤着人，鼓挤着鼓，就那么站着，往县城里开。风刮在脸上，刀子似的，可谁也不嫌冷。有人起了个头，唱起了不知道什么调子的歌，大伙就跟着唱。唱一阵，笑一阵，鼓就在脚底下，一晃一晃的。
到了县城，天刚蒙蒙亮。街上已经满了。四里八乡的鼓队，一队一队的，从各条街巷里涌出来。鼓有大有小。大的一人抱不过来，两个人抬着，敲起来要把天捅个窟窿。小的一人一个，跟我们当年“六一”演出的那种差不多。可不管大的小的，敲起来都拼命似的。那鼓声，不是耳朵听见的，是整个身子感觉到的一一从脚底升上来，顺着腿，到肚子，到胸口，震得心都在颤。
敲鼓不挣钱。村里只管一顿热包子。猪肉白菜馅的，咬一口，油顺着嘴角往下淌。我们就蹲在鼓架子旁边，就着鼓声吃。那包子，比后来吃过的什么山珍海味都香。
一晃几十年。
滚的铁环不知道滚到哪儿去了，抽的陀螺早不知扔哪个旮旯了，柳笛也再没吹过。可每年正月十五，我都想回去。不为别的，就为那鼓声。
去年我回去了。县里人说，今年一百二十个村，一万多号人。我没挤到跟前去，就站在远处听着。那鼓声，还是从脚底升上来，顺着腿，到肚子，到胸口。我闭着眼睛，听着听着，忽然想起那些挎着小鼓、鼓槌上缠着红绸子的娃。他们如今也该有四十多了。他们的娃，大概也挎上小鼓了吧。
听说现在学校里也教架鼓了。娃娃们背着鼓上学，鼓槌上缠着红绸子，跟当年有钱人家的娃一样神气。老的教小的，小的再教更小的，就这么一辈一辈传下去。
六百年的玩意儿，就这么传下来了。
今年正月十五，我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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