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冬天,陕北的风像刀子一样硬。

今天是年三十,也是我在这条拐沟里过的第六个春节。

我蹲在灶火跟前,往灶膛里添了一把干蒿草。

锅里热气腾腾,白胖的饺子在翻滚的水里挤来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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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饺子的香味,却和我记忆中的味道隔着一整个青春的距离。

那是酸菜的味道,是用盐水腌了一整个冬天、没有一滴油水滋润的老酸菜

“建平,熟咧?熟了就捞出来,趁热吃!”房东张大娘端着一碗腊八蒜从她那边的窑洞走过来,脸上是陕北人特有的那种憨厚笑容。

“好了,大娘。”我站起身,把饺子盛进粗瓷大碗里。

大家围坐在炕沿边上。没有桌子,碗就放在炕沿上。

这是知青点最后留下的两个人——我和大勇。其他的,招工的招工,病退的病退,都回城了。

大勇咬着饺子,没吭声,腮帮子一动一动的,眼睛却直愣愣盯着跳动的油灯芯。

我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脑子却不受控制地涌向了另一个地方——北京,那个我离开了六年的家。

我想起了1969年以前的每一个年三十。

那时候,进了腊月二十三,母亲就开始忙活。

东单菜市场永远排着长队,凭本供应的花生、瓜子,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装在小铁盒里,藏在柜子高处,怕我们兄妹偷吃 。

到了年三十这天,父亲会拿出那瓶藏了一年的红星二锅头,母亲则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剁馅。

那是真正的猪肉白菜馅,肉是三分肥七分瘦,白菜剁碎了要拿纱布挤干水,拌馅的时候要打进一个生鸡蛋,最后还得淋上一勺小磨香油。

那一口咬下去,满嘴流油,鲜得人能吞掉舌头。

吃饺子前,父亲总要带着我们去院子里放一挂100响的小鞭,那时候觉得特别长。

胡同里全是硝烟味,混着各家炖肉的香气。吃完饺子,我们哥几个就揣着摔炮跑出去,在路灯底下比谁的新衣服好看……

“啪嗒。”

一滴眼泪砸在了炕沿的砖地上,瞬间被干燥的黄土吸得无影无踪。

我赶紧低下头,装作被热气熏了眼,使劲往嘴里塞饺子。

可是越嚼越不是滋味,那酸菜梗在嘴里,粗糙得难以下咽,眼泪反而愈发止不住了。

“想家了吧?”张大娘放下碗,叹了口气,粗糙的手在我后背上拍了拍,“娃娃,甭哭。过年哩,哭啥。”

可她的劝慰,让我更加破防。我索性转过身,对着窑掌的墙,肩膀止不住地抖。

就在这时,窑洞的木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

一股冷风灌了进来,我赶紧用袖子蹭了把脸,回头看去。

进来的是隔壁的老汉,后面还跟着几个抱着碗的娃娃。

“后生,哭啥哩?”老汉姓常,是村里的老羊倌,平常话不多,今天却笑得满脸褶子,“快,看给你带啥来了。”

他把手里的碗往炕沿上一放。那是一碗羊肉,炖得稀烂,上面漂着一层金黄的油花。

常大爷脱鞋上炕,盘腿坐下,从怀里居然摸出一瓶酒,往炕桌上一蹾:“这是去年秋天,公社王书记来咱村,偷偷给咱留下的。今儿个,咱爷们儿喝了它!”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搞蒙了:“大爷,这……这怎么行,这羊肉您得留着换盐的……”

“换啥盐!”常大爷把眼一瞪,“你以为这羊肉是单给你吃的?你当知青那阵子,帮我家那个小子上识字班,教他写字,你收过一颗鸡蛋没?去年开春挖蓄水池,你那手上的血泡破了又好,好了又破,你喊过一声苦没?咱陕北人穷,但咱认理。这黄土地是薄,可人心不能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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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勇端着酒碗,手在抖。

我也端起碗,抿了一口。酒是红薯干酿的,辣得人从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可是那一刻,我竟然不觉得那么冷了。

常大爷指着那碗羊肉:“这是黑娃他大(爸)夏天在沟里逮的山羊,没舍得吃,熏干了挂在窑里,专等过年呢。那点子蜂蜜,是你张婶攒了一年的白糖,托人从供销社换来的……”

他说的每一个人,都是平日里在公社大田里灰头土脸的农民。那个黑娃他大,平日里连话都说不利索;那个张婶,为了一个鸡蛋能跟人争半天。

但此刻,他们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端到了一个正在哭鼻子的北京娃娃面前。

我再次端起酒碗,这一次,泪水模糊的不是酸楚,而是一种滚烫的羞愧。

我想起了这些年,我们总在抱怨:抱怨这里太苦,抱怨农民小气,抱怨没书读,抱怨看不到前途。

我们总是活在对“北京春节”的追忆里,却从没真正睁眼看一看,这些和我们朝夕相处的陕北人,他们是怎么活的。

他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年复一年地过着连酸菜饺子都要算计着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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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我们喝光了那瓶酒,吃光了那碗羊肉。大勇的脸红得像窗花,他拉着常大爷的手,一遍遍地说:“大爷,我不走了,明年我还在这儿过年。”

常大爷笑了,摸着他的头:“胡说,你们是有文化的人,这山沟沟留不住你们。将来有一天,你们回北京了,吃上了大鱼大肉,要是还能想起这酸菜饺子,想起这黄米酒,就算咱爷们儿没白交一场。”

夜深了,送走常大爷,我回到窑洞,锅里的饺子早就凉了。

我站在门口,望着远处黑漆漆的大山。头顶上,是城里永远看不到的、密密麻麻的繁星。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第二故乡”。

它不是你出生的地方,而是那个在你最无助、最落魄的时候,用他们仅有的、粗糙的、滚烫的东西,温暖了你的地方。

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小村庄。

后来的每一年春节,无论我在哪里,吃着多么丰盛的山珍海味,我都会想起1975年的那个除夕夜。

后来我无数次回到陕北,当年的常大爷早已不在,但村里通了电,修了路,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真正的肉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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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还是会去找一碗酸菜馅的饺子吃,不是因为怀念苦难,而是为了提醒自己——在那段被酸菜腌渍透了的青春里,曾有那么一群人,用最朴素的善良,拯救了一个迷失青年的自尊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