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柬埔寨国务大臣柴西纳列向26国驻柬使节通报打击电信诈骗进展，用“查处200宗案件、驱逐8000余名外籍涉案人员、超21万人自行离境”的硬核数据，重申“零容忍”的国家战略立场。然而，国际社会的疑虑并未消散——为何高压整治之下，电诈窝点仍有“打一枪换一地”的踪迹，甚至出现“明处攻坚、暗处滋生”的乱象？这并非柬埔寨政府“偷偷摸摸搞新电诈”，而是跨境电诈的顽固性、治理体系的短板与利益链条的复杂性，共同酿成的“整治成效与反弹风险并存”的现实困境。

柬埔寨此次通报的成果，绝非外交层面的表面文章，而是第七届王国政府以国家意志推进的硬仗。为破解整治碎片化难题，柬埔寨建立了由首相洪玛奈亲自挂帅的国家级打诈机制，将打诈纳入核心国家战略，而非阶段性行动。过去8个月，执法部门清查2500处涉案地点，查扣1万余台电脑、3.6万余部手机，查封200余处违法场所，更对陈志犯罪集团等500余起案件提起诉讼，通过国际司法协作追查犯罪资金链。立法层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已进入跨部门审议阶段，试图从制度层面实现长效治理；执法层面，不仅对涉诈场所业主处以最高1000美元罚款，更立下“4月底前全面清零”的军令状，对失职官员严肃追责。这些举措清晰表明，柬埔寨中央政府的打诈决心真实且坚定，所谓“主动搞新电诈”的说法，与官方持续加码的整治行动完全相悖。

但现实中，“通报攻坚”与“暗流涌动”的反差客观存在，其核心原因在于跨境电诈的“迁徙性”与柬埔寨治理的“末梢短板”。随着缅北妙瓦底等核心窝点被中缅泰联合清剿，部分电诈集团利用东南亚国家边境管控薄弱的漏洞，向柬埔寨回流渗透。这些犯罪团伙不再固守大型园区，而是转向“化整为零”的隐蔽模式：将闲置赌场改造为封闭窝点，藏身于柬泰边境偏远村落，或利用城市高层公寓分散作案，以“家庭作坊”式运作规避清查。更关键的是，柬埔寨基层治理能力存在明显短板，部分地方官员与犯罪集团存在利益勾连，形成“保护伞”；边境省份的执法资源不足，难以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管，让电诈分子有了“钻空子”的空间。这种“中央强、地方弱”的治理失衡，使得表面的整治成果难以完全遏制底层的暗流。

此外，经济利益的驱动与产业转型的滞后，为电诈反弹提供了土壤。对于柬埔寨部分欠发达地区而言，电诈集团带来的“租金收入”“就业假象”，曾是当地经济的“畸形补充”。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整治，但部分基层群体仍存在“侥幸心理”，默许甚至配合电诈窝点的隐蔽运作。同时，电诈集团的运作模式不断升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杀猪盘”“刷单诈骗”，而是结合虚拟货币、跨境赌博等新型业态，形成“诈骗+洗钱+偷渡”的完整产业链，其隐蔽性、专业性大幅提升，给柬埔寨的执法整治带来更大挑战。这种“经济诱因+模式升级”的双重叠加，让打诈工作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的持久战。

柬埔寨的打诈困局，本质上是整个东南亚跨境电诈治理的缩影。将“暗流涌动”归咎于柬埔寨政府“偷偷搞新电诈”，既不符合事实，也忽视了跨境犯罪的治理难度。对于柬埔寨而言，要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持续强化中央执法力度，刀刃向内清除“保护伞”，加快立法进程筑牢制度防线；更需要深化国际协作，与中、泰、缅等国建立常态化情报共享、联合执法机制，斩断电诈集团的跨境迁徙通道与资金链条。

跨境电诈治理从来不是单一国家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全球协作的“攻坚战”。柬埔寨的通报，是向国际社会释放的合作信号；而暗流涌动的乱象，是亟待各国携手破解的治理难题。唯有摒弃“有罪推定”的偏见，以务实合作凝聚合力，才能真正挤压电诈分子的生存空间，让“零容忍”从外交承诺转化为落地实效，守护好各国民众的财产安全与地区的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