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过了鸭绿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不是风景变了——江还是那条江，山还是那些山。是气氛变了。车厢里没人说话了，刚才还在聊天的几个中国商人，这会儿都低着头摆弄手机，像在抢最后一点信号。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往窗外看了一眼。
桥的那头，是中国。桥的这头，是朝鲜。
新义州到了。
火车停下来，上来一群人。穿制服的海关人员，表情严肃，挨个检查。护照、手机、笔记本电脑、照相机，一样一样翻，一样一样问。
“这是什么？”
“手机。”
“这个呢？”
“笔记本电脑。”
“里面有什么？”
我愣了一下，说：“就是……工作用的文件。”
他没再问，但也没放过。他把我的手机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打开后盖看了看电池，才还给我。
我松了口气。
旁边那个朝鲜华侨大爷，跟没事人似的，递过去一支烟。海关人员接过来，揣进兜里，在他护照上盖了个章，走了。
我想起业务员嘱咐我的：带点小费，好办事。
我没带。
检查了两个多小时，火车才重新开动。接下来是一路走走停停，两百多公里的路，走了将近七个小时。窗外越来越黑，偶尔经过一个站台，昏黄的灯光下站着几个人，看不清脸。
晚上六点多，平壤到了。
工厂负责人和一个翻译姑娘在站台上等我。翻译姑娘二十多岁，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看见我，微微鞠了一躬。
“您好，欢迎来朝鲜。”
我点点头，跟着他们上了车。
车子开出平壤，往南浦方向走。四十多公里的路，开了一个多小时。出了平壤就没灯了，窗外一片漆黑，偶尔有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经过，车把上挂着一盏小灯，晃晃悠悠的。
我问翻译姑娘：“这边晚上都这么黑吗？”
她说：“是的，电不够用。”
我没再问。
到了南浦，住进一家涉外宾馆。条件还行，有热水，有电，电视能看两个频道——一个朝鲜的，一个中国的。工厂负责人请我吃了顿饭，冷面，泡菜，还有一盘炒肉。他说：“明天早上我来接您。”
我说好。
吃完饭，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打开电视。朝鲜频道在放一部纪录片，讲的什么我听不懂。中国频道在放新闻，说的什么我听不进去。
我关了电视，躺在床上。
窗外一片漆黑。
第二天早上，翻译姑娘准时出现在大厅。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坐车去工厂。
工厂离宾馆不远，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车间里很热闹，机器声轰轰响，工人低着头干活，没人抬头看我。
跟单员迎上来，把我拉到一边，指着几件样衣说：“这几款都有问题，版型对不上，没法往下走。”
我看了看，确实是制版的误差。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生产线因为这个停了，已经等了我两天。
我把工厂的技术叫过来，现场量了几个尺寸，重新调整了一下版型。机器重新开动起来，流水线又开始走了。
跟单员松了口气，说：“就等你来了。”
中午，我请工厂的几个管理人员在涉外餐厅吃了顿饭。吃完饭，跟单员说：“去我那儿坐坐吧？”
我说好。
她住的也是一家涉外宾馆，比我的那家旧一些。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水池。跟单员指着水池说：“这里经常停水，来水的时候得赶紧存上，不然就没得用了。”
我看了看那个水池，确实比普通的大一圈，里面放着几个塑料桶。
“热水呢？”
“没有。有电的时候自己烧。”
“吃饭呢？”
“自己做。吃不惯这边的饭。”
她打开柜子，里面放着几包方便面，几袋榨菜，还有一瓶老干妈。
我问：“平时都吃这个？”
她说：“差不多。有时候附近有人卖东西，偷偷下去买点。不能让她们看见。”
她朝门外努了努嘴。
翻译姑娘正站在走廊里，等着。
我从背包里拿出给她带的东西——几包零食，两瓶老干妈，还有一袋速溶咖啡。跟单员接过来，眼睛亮了。
翻译姑娘站在门口，眼睛也亮了。
她盯着那袋零食，盯了很久，没说话。
我跟跟单员说：“给她几个吧。你们天天在一起，以后好相处。”
跟单员点点头，从袋子里拿出几包，递给翻译姑娘。
翻译姑娘接过来，捧在手里，像捧着什么宝贝似的。
“谢谢，谢谢！”她一连说了好几遍，“家里人今天能尝到中国的好食物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接下来的两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翻译姑娘每天早上准时出现在宾馆大厅，晚上准时把我送回房间。白天我去工厂转转，没事的时候在楼下走走。她跟在后面，不远不近，刚好三步的距离。
我想往远处走几步，她就说：“那边没什么看的，回去吧。”
我想多站一会儿，她就说：“天快黑了，回去吧。”
我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
宾馆里没有网络。电视看不懂。书看完了。手机里的电影看完了。我就躺在床上发呆，看着天花板，数着时间。
一天，两天，三天。
度日如年。
第四天晚上，我终于坐上了回中国的火车。
还是那条路，还是那些检查，还是那个新义州。但这一次，火车没停那么久。两个多小时，检查完了，火车开动了。
当火车再次驶过鸭绿江大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朝鲜在身后，越来越远。
那些漆黑的村庄，那些昏黄的灯光，那个捧着零食说了好几声谢谢的翻译姑娘，那个一个人守着水池等水的跟单员，那些低头干活的工人——
都远了。
火车进了丹东站，手机响了。几十条微信涌进来，屏幕亮得刺眼。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对面的楼群，灯火通明，霓虹闪烁。
想起翻译姑娘说的那句话：“电不够用。”
想起跟单员房间里的那个大水桶。
想起那七个小时的走走停停，想起那个伸手接烟的海关人员，想起那个捧着零食说了好几声谢谢的年轻姑娘。
四天，像过了四年。
近在咫尺，两个世界。
后来有人问我：那四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身不由己。
从你踏上那列火车开始，就不由己了。
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能回来，都不是你说了算。
你去哪里，有人跟着。你干什么，有人看着。你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你看什么，只能看人家让你看的。
四天，像四年。
但最让我忘不了的，不是那些检查，不是那些停电，不是那些走不出去的脚步。
是翻译姑娘接过零食时的那个眼神。
眼睛瞪得大大的，亮亮的，像小孩子看见了糖。
她说：“家里人今天能尝到中国的好食物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身不由己的，不只是我。
还有她。
还有那些骑着自行车在黑夜里赶路的人，那些低头干活从不抬头的工人，那些在昏黄灯光下等车的人。
两个世界，隔着一条江。
火车过了江，就都回来了。
只有她们，还留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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