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点，乌兰巴托刮着干涩的西北风，卷起沙尘往人领口里钻。一个中国商人蹲在集装箱边清点货单，旁边穿连帽衫的蒙古小伙子顺手帮他拽下卡在车门缝里的帆布，笑着说了句：“你们中国人来一趟，我们账上就多一笔；可你们再这么来，我们心里就少一块。”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可那笑没到底——像往茶碗里倒奶子，看着白，底下还沉着一层薄薄的涩。
这话不对，也不该传。但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火星子。它烧了快一百年，从1921年那个被苏联扶起来的新生政权开始，到课堂上讲“清代藩属”时老师压低的嗓音；从1950年代边境哨所里悄悄换掉的旧地图，到2024年蒙古国出口总额中91.2%流向中国、而进口里38.1%来自中国的真实数字。经济上，中蒙贸易额是189亿美元；心理上，很多人仍记得小时候爷爷讲的“南边人来了，地契就变了颜色”。
你去乌兰巴托的旧书市转一圈，二手教材摊上《蒙古现代史》翻开来，成吉思汗的版画占满整页，可下一页就是清军驻防图，旁边铅笔批注：“非自治”。这本子不是谁逼着印的，是教育局审过的。再往西走，乌兰固木的矿场工人围在食堂电视前看新闻，主播刚念完“中蒙跨境铁路二期开工”，有人咕哝：“修好了，运铁矿的车多了，运我们的年轻人去呼和浩特的车是不是也多了？”没人接话，但第二天劳务中介门口就排了长队。
最麻烦的其实是那些没上新闻的小事。比如二连浩特口岸边上一家卖奶茶的蒙古大妈，前年招了两个中国伙计，管吃管住，年底结算时发现账本被改过三处——不是多算，是少算了她丈夫帮忙搬货的工钱。她没报警，只把招牌换成了蒙文独写，连二维码都撤了。类似的事，在塔本陶勒盖矿区、在扎门乌德的运输公司、在乌兰巴托南郊刚建起的中方投资建材厂，一年少说发生十几起。不闹大，不立案，但街坊聊天时一句“又来了”，就足够让整条街对“南边来的”多抬一眼。
有意思的是年轻人。我去年在蒙古国立大学旁听一节经济课，学生用TikTok剪辑中蒙合拍纪录片当作业——镜头里中国工程师教牧民装光伏板，背景音乐却配的是呼麦。下课后几个男生边喝啤酒边聊：“我妈说不能嫁汉人，怕孩子不会说蒙语；可我实习的公司老板是杭州来的，工资发得比本地国企还准时。”没人喊口号，但手机备忘录里都存着中企招聘链接。
对吧？不是恨，是怕。怕得有理有据，怕得细水长流，怕得连风里都带着咸味——不是海风，是戈壁滩晾干的咸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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