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晚上，我叔把红包拍在桌上，厚度跟扑克牌似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顿饭吃不动了。”——这是广州网友@阿瓜今年发的一条微博，点赞十万。评论区里，全是被“红包通胀”噎住的广东胃。
368块，是2024年广东人掏出的春节红包平均价，五年翻了近1.5倍，而工资只涨了四成。数字冷冰冰，但钱包知道疼：骑手阿峰跑单整月，三分之一工资换成红纸包，回头一看，自家娃的奶粉钱倒被挤掉半罐。东莞厂妹李姐更绝，把红包支出记成Excel，颜色标得比车间SOP还细——“不是抠，是怕明年少塞一张，全家脸色比春联还红。”
老派广东人把红包叫“利是”，图的是好意头；可如今，它先成了“利市”——一场小型期货交易所。长辈暗中比价，晚辈默默记账，连五公里外村口小卖部的阿姨都知道：谁家孩子今年收了五十张红票，谁家只收了二十张。面子像气球，越吹越薄，一戳就炸。
最难受的是夹在中间的“城市候鸟”。他们白天在写字楼吹空调，晚上回出租屋数硬币。回家乡，得用红包证明自己“混得还行”；返城后，又得用泡面证明“其实不行”。华南师大一位社会学老师一句话戳破：红包成了流动人口的“补差凭证”——把城乡差距折现成红色钞票，一次性买断尊严。可惜，买断之后，差距还在，焦虑加倍。
于是年轻人开始掀桌子。广州一群老师把压岁钱换成绘本，一箱子书拎回家，侄子先愣后笑，比拿到百元大钞还多蹦了三下；佛山几个95后搞“代捐”，把红包一分为二，一半给山区小孩买字典，一半给爸妈买电影票，家庭群里瞬间安静，没人再提“别人家给了六百”这档子事；珠海的手工党更狠，带娃剪纸、拓印、缝布红包，成本五块，工时两小时，孩子举着成品满屋跑，爷爷奶奶乐得忘了问“这包里面到底塞了多少钱”。
有人担心：这么折腾，传统会不会散？可在潮汕，五元利是依旧活得好好的，一条巷子走下来，人手一摞薄红包，数量上百，厚度忽略不计，没人觉得掉价。文化这东西，怕的不是没钱，而是没心。当红包只剩“面值”，祝福就成了“负债”；把面值降下来，把心思加上去，传统反而活了。
当然，说归说，真到年三十，手指还是会在钱包里打鼓。彻底甩掉红包不现实，但可以试着把“通胀”变“透明”：家里先拉个小群，长辈统一口径，今年封顶一百；或者干脆抽签决定谁给谁发，把“人情债”改成“盲盒乐”；再不然，像东莞王师傅那样，把现金换成奥特曼，孩子一嗓子“哇塞”比一百块人民币响亮得多。
红包的故事，说到底是人情的故事。人情不怕轻，就怕假；不怕少，就怕算。只要那份“盼你好”的真心还在，哪怕里面只放一张公交卡，也能把年味儿牢牢地留在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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