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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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章阁里有什么？
文 / 王瑞来
1043年10月8日（庆历三年九月丁卯），天章阁被郑重开启，包括范仲淹、富弼在内，宰相、参政等政府首脑八人一字坐下，宋仁宗“给笔札使疏于前”，陈“当世急务”，宋代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后来，在王安石变法的熙宁年间，天章阁也曾开启。宋神宗循“仁祖故事”，在阁中召见大臣。
天章阁，政治为其打上了浓重的象征印记，从而闻名后世。
天章阁是处什么样的场所呢？追溯渊源，要从龙图阁说起。
宋真宗即位6、7年之后，大约是感念其父将皇位传给他这个第三子，在大内会庆殿西侧建起一幢楼阁，专门收藏宋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典籍、图画、祥瑞之物以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等。是为龙图阁。
到了晚年，真宗在龙图阁的北面，又建了一幢楼阁。建成不到一年，真宗便去世了。于是这座新建的楼阁便成为真宗的纪念堂，专门用来收藏宋真宗御书、御制文集。是为天章阁。
如果仅仅收藏一个皇帝的作品，绝对不需要一幢楼阁，收藏的东西应当很多。我们来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1002）十月己卯条对载龙图阁收藏的记载：“先是，上(真宗)于龙图阁藏太宗御书。己卯，召近臣观之。上手执目录以示近臣，谓曰：‘先帝圣文神笔，朕集缀既久，至于题记时事，片幅半纸及书在屏扇或微损者，悉加装褙，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
由此观之，只要跟太宗有关的只字片纸，都在收藏之列，并且还编制了目录。
而过了3、4年，龙图阁收藏的范围更加扩大。我们来看《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1005)四月戊戌”的一条记載：“阁上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子书阁一万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上(真宗)曰：‘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以经、史、子、集、天文、图画分阁，收藏达3万多卷，无异于一个大型宫廷图书馆。
保存与先帝有关的文物，用以追念缅怀，在这个直接目的的背后，则是宣示自身地位的正统。这跟后一王朝重视修撰前朝正史一样，异曲同工。
于是，仁宗也依样画葫芦，在天章阁收藏与真宗有关的图籍。
天章阁之建，本来也有这样的考虑。真宗晚年病重，在当时宰相丁谓的建议下，修建了天章阁。阁名在修建之初便已确定。叫天章阁，也是因为真宗曾搞过一个降天书的大闹剧，《玉海》卷一六三就说阁名是“以天书祥符，故曰天章”。
天章阁建成后，真宗还活了将近一年，他把自己的东西从大型宫殿玉清昭应宫移放到了这里。幸亏换了地方，不然几年后玉清昭应宫焚毁，许多珍贵的文物就会灰飞烟灭。
天章阁建成之初，收藏规模可能比不上龙图阁。《玉海》卷一六三记载：“初，辅臣以御书、御制共二千卷进呈，诏藏御集阁，以天章为名。”对后来的收藏，也没有像龙图阁那样的详细记载。
从前面援引的龙图阁的记载看，入藏的文献中，有书有图。那么，图都有什么样的图呢？
《玉海》卷二七记载“图画阁七百一轴卷册，又古圣贤墨迹二百六十六卷”。看来，历代帝王好尚都差不多，这龙图阁也有些像乾隆帝的三希堂。不过，除了珍稀文物，我还发现宋代皇帝纪念堂中的另一种收藏。有名的和尚文莹在他的《玉壶野史》卷三记载道：
梁丞相适始任详刑，一旦随判院卢南金上殿进札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忽问：“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对。时梁代对曰：“臣闻汉黄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上遂问曰：“卿是何人？”对曰：“臣秘书丞、审刑详议官梁适。”又问：“卿是那个梁家？”对曰：“先臣祖颢、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独臣不肖，于张唐卿榜行间及第。”上曰：“怪卿面貌酷肖梁固。”又他日上殿进札子。进罢，适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亲谕，面貌类先臣。伏思先臣祖父顷事太宗、真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
这个梁适怎么也想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他的父祖在朝期间，仁宗还没出生，怎么会知道他父亲的模样，说他长得像呢？再次有机会见到仁宗的梁适，终于忍不住向仁宗询问。仁宗下面的回答揭开了谜底：
上曰：“天章阁有名臣头子，朕观之甚熟。”
“头子”，就是人物肖像。原来，在天章阁里，还悬挂着前朝名臣的画像！不过，在真宗朝名臣中，梁固实在不大有名，尽管他是状元出身，但宦绩平平。看来天章阁里收藏的前朝名臣画像的范围相当广泛，要比唐太宗的凌烟阁多去了。因此，在我看来，天章阁除了纪念馆、图书馆的功能之外，还有档案馆的功能。
文莹的记载，无意中为我们透露了天章阁的这一收藏细节。
不过，文莹的记载却将辈分搞混了。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八指出了这个错误：
时因记《玉壶清话》载，仁宗问梁适，卿是那个梁家，适对曰，先臣祖颢，先臣父固。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国史，适乃颢之子，固之弟。小说家多不考订，率意妄言。观者又不深考，往往从而信之。如此类甚多，殊可笑。
赵与时的考订正确。检源自宋朝国史的《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开头就记载道：“梁适字仲贤，东平人，翰林学士颢之子也。”在北宋有名的“忠孝三梁”梁颢、梁固、梁适，与“文情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适可媲美。不过，尽管辈分搞错了，文莹关于天章阁收藏前朝名臣画像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然而，梁适《宋史》本传记载的其他官员人名，又与《玉壶清话》不同。
因此，引以为戒的是，运用笔记小说中的史料一定要审慎，缜密考订之后再行使用。日本学者在使用笔记小说史料方面更为谨慎。平田茂树先生在评论我的书时就写道：“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一般在仅仅可以避开可信度的问题上，作为补充材料才利用小说随笔，或者撇开事实，从当时人们的言论，即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问题这一视点利用小说随笔。”
谨慎使用笔记小说的史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凡事亦不可绝对化，在缜密考订的基础上审慎使用还是可以的。况且，我一向认为，往往细节的出入并不妨碍逻辑的真实。否则，没有文莹的记载，连“烛影斧声”那个谜团本身都将湮没得不见踪影了。
天章阁里有什么？其中的一项所藏，就是文莹的《玉壶清话》传递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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