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是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发动的，其中策动起义的发起人蒋翊武可谓是功不可没。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他被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中将加上将衔，属于位高权不重的处理，蒋翊武只是下层军官，并没实力，这种处理方式，也无可厚非。后面带领他的文学社，全员加入同盟会，追随宋教仁，在国会选举中，为宋教仁在武汉宣传拉票，随着宋教仁遇刺，蒋翊武恢复军人本色，重举武力对抗旗帜，二次革命失败，逃离湖南，借道广西准备流亡海外，被广西督军陆荣廷手下陈炳焜抓获，陆荣廷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督促以绝后患。
因为蒋翊武是首义功臣，关押时受到优待，留下绝命诗：“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做寒鸣。”刑场铺有红毯，蒋翊武坐在中间椅子上，行刑士兵立正，敬礼，蒋翊武不转身举手答礼，士兵开枪，蒋翊武29岁就义，死于满清旧官僚袁世凯、黎元洪、陆荣廷联合绞杀。
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就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孙武早年是唐才常部下，参与庚子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逃亡广州，孙武因炸弹受伤，并未参加武昌起义，但作为组织者，贡献有目共睹。经历过更多磨难的孙武，可能是命大一些，1912年初，政敌黄申芗等人发动“群英会事件”，率兵围攻军务部和孙武宅邸，孙武仓皇逃往汉口。虽然在南京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很难混获取想要的职务，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郁郁不得志，至少在乱世得以善终，193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60岁。
武昌起义的三武，还有一个张振武，属于共进会孙武以外的二号人物，留日学生出身，性格张扬、脾气火爆，是他悲剧的主要原因。虽然是他提议拥立黎元洪，但众目睽睽之下，当面呵斥黎元洪“要不是我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这种行事风格，“黎菩萨”也会有脾气。1912年，张振武去上海采购军火，侵吞公款，挥霍无度，对他进行稽查的就是孙武，两人公开决裂，互相攻击对方贪污。此时北京的副总统黎元洪，借口调停二人矛盾，邀请张振武北上，晚间酒席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张振武返回途中，即被逮捕，次日凌晨枪决，时年35岁。
是黎元洪和孙武要他的命，湖北帮内讧的事，袁世凯装作不知道，始终未插手。黎元洪在张振武死后，假惺惺送上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邓玉麟是武昌起义时，掌握名册的人，募集了1500名士兵加入，是组织起义的骨干，也是共进会成员，南湖炮队正目（班长），参加了炮击总督府的战斗。后因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邓玉麟一直追随孙中山，并加入国民党，1927年北伐，邓玉麟出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指挥部下攻荆沙，克宜昌。
蒋介石同年开始清党，邓玉麟和董必武是辛亥武昌起义时的战友，交情很深，将董必武隐藏于自己家中，安全送出武汉，事情暴露，遭到蒋介石打压，索性辞职回乡，远离政界。回到家乡，办过养蜂场，开过煤矿，筹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过着平静的实业家生活，因武昌首义身份，1947年当选过国民政府国大代表，但谁都没想到因此丧命，1951年镇反，因“民国开国元勋、国民党元老”，被巴东县政府判处死刑，家人四处求助，联系到董必武，当时通讯水平太低，董必武的电报送达巴东时，已经被枪决。
邓玉麟在辛亥革命、北伐都有卓越贡献，冒死救下董必武，一向与人为善，不贪恋权力，早早退隐山林，最后这样结局，让人唏嘘，他是死的最冤的！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湖北最高法院恢复了他的名誉。金兆龙和程正瀛是工程第八营士兵，最早动手的两人，金兆龙革命成功后，就投靠了北洋政府，任职武汉稽查处，好景不长，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失去了一切地位和权力，穷困潦倒，1933年病逝。程正瀛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投靠了北洋，并且做事激进，积极充当抓捕革命党人的鹰犬，被设鸿门宴诱捕，装入麻袋扔进长江，时年31岁。
打响武昌第一枪的人，因为背叛革命被处决，不知道说什么合适。熊秉坤一度被认为是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人，也有道理，起义信号是他发出的，是他带领工程营控制楚望台，起义首功并没夸大。虽然一度出任北洋旅长，在袁世凯渐行渐远后，转投国民党，从1913年直到北伐，在广州军政府担任参军，北伐后一度出任武汉市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闲居于重庆，49年以后以民革身份挂名湖北政府，年事已高，并未实际参政。
1961年辛亥五十周年纪念，在中央安排下，77岁的熊秉坤拜访了自己当年推翻的溥仪，恩怨早已随历史流散，作为历史见证，两人拍了合照留念。1969年85岁的熊秉坤病逝，安葬于武汉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也是武昌起义那些人，结局最顺遂的。以上几人都是辛亥革命的功臣，结局虽然有差异，但是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被人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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