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长安玄武门发生的那场流血政变，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秦王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死于乱军，随后控制宫禁、迫父皇李渊退位，开启贞观之治。
一千三百多年来，这场政变始终是聚讼纷纭的焦点。
有人以儒家伦理指斥李世民“杀兄逼父、骨肉相残”，将其钉在道德耻辱柱上；也有人简单归结为帝王野心膨胀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拂去伦理叙事，回到初唐的现场，还原李渊的偏私、李建成的迫害、李世民的绝境，以及他对大唐开国的奠基之功，就会发现：
“玄武门之变不是李世民主动挑起的权力掠夺，而是退无可退的自保之举。”
用脱离时代的道德标尺苛责一位在绝境中自救、最终开创盛世的帝王，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背离历史客观。
一、江山谁打
后世批判玄武门之变，常陷入“嫡长子继承”的伦理陷阱，认为次子觊觎储位就是僭越。但历史的真相是，李唐王朝的建立与统一，推动者并非李渊与李建成，而是李世民。
没有他的谋划、征战与决断，就没有大唐开国基业。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李渊身为太原留守，虽有割据之心，却始终犹豫畏惧。是李世民看清天下大势，联合刘文静、裴寂等人反复劝说，最终促成晋阳起兵。
《大唐创业起居注》、《旧唐书》均明确记载，起兵首谋出自李世民，李渊最初多次拒绝，是在李世民的坚持下才下定决心的。可以说，没有李世民，李渊大概率固守太原，沦为隋末乱世的配角，李唐政权根本无从诞生。
起兵之后，统一全国的硬仗几乎全部由李世民率军完成。
李渊登基后，立李建成为太子，居深宫理政务，无需亲临战阵；而李世民以秦王之身，扛起平定割据的重任，先后指挥四场决定大唐命运的关键战役：浅水原之战，击败薛举父子，平定陇西，铲除西部最大威胁；击灭宋金刚、刘武周，收复河东，巩固北方防线；虎牢关之战，以三千五百精锐阻击窦建德十万大军，生擒窦建德，迫使王世充投降，一战而定中原；平定刘黑闼，肃清余部，完成疆域统一。
每一战都关乎李唐生死，李世民亲冒矢石，身先士卒，横扫群雄。
大唐开国后，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特许开府置属、开设文学馆招揽贤才。
然而，李渊既依赖李世民的功勋巩固政权，又坚守嫡长子继承制，立无开国战功的李建成为太子；既想安抚李世民，又纵容李建成、李元吉打压秦王势力。
从功劳与礼制的匹配度看，李建成从未参与开国重要战役，仅凭长子身份占据储君之位，坐享李世民打下的江山；而大唐的实际缔造者却要屈居人下，这本身就是违背功勋匹配的不合理格局。
后世以僵化的嫡长子伦理批判李世民，忽略了他对大唐开国的贡献。
二、退无可退
如果说开国功勋与储君之位的不匹配是玄武门之变的根源，那么李渊的偏袒、李建成与李元吉的持续迫害，则是将李世民逼上绝境的直接原因。
从武德五年开始，李建成联合李元吉，在李渊默许纵容下，对李世民展开全方位打压，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直至性命堪忧。
首先是政治孤立与诋毁。李建成自知功勋不及李世民，便结交李渊后宫嫔妃，通过枕边风不断诋毁李世民。
李渊本就对李世民功高盖主心存忌惮，在嫔妃蛊惑下日益猜忌疏远，多次拒绝李世民建言，转而偏袒李建成集团。
朝堂之上，李渊默许李建成拉拢裴寂等重臣，形成太子党势力，排挤秦王府官员，让李世民政令难行，地位日降。
其次是兵权剥夺与亲信剪除。
武德九年，突厥入侵，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挂帅出征，将秦王府尉迟敬德、程知节、秦琼等精兵猛将全部调归李元吉指挥，彻底剥夺李世民兵权。
这一招釜底抽薪，让李世民失去军事支撑。同时，房玄龄、杜如晦被强行逐出秦王府，禁止与李世民见面；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亲信也受排挤。团队被拆解，李世民陷入孤立。
最致命的，是多次赤裸裸的生死谋害。
其一，酒宴下毒。李建成在酒中投毒，李世民饮后吐血数升，险些丧命。其二，驯马加害。李建成送烈马欲摔死李世民，李世民凭骑术脱险。其三，昆明池伏杀计划。李建成、李元吉密谋，在李元吉出征、秦府精兵被调走之际，于昆明池设伏刺杀李世民，同时坑杀秦府所有猛将。
这一计划被李世民安插的眼线王晊得知，连夜密报，李世民此时才明白：对方已定下斩尽杀绝之计，自己的死期近在眼前。
在一系列迫害中，李渊的态度至关重要。作为父亲与皇帝，他本应居中调和，制止兄弟相残，却偏袒太子，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迫害行为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纵容。
李世民多次告发，李渊要么敷衍，要么偏袒，从未真正保护。
李渊的偏心与优柔寡断，让李建成、李元吉更加肆无忌惮，也让李世民彻底看清：依靠父亲调解毫无希望，退让只会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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