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四大家族之一，却沦为世界孤儿，比巴勒斯坦更绝望的3000万人
在中东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有两个流血不止的伤口。
一个被全世界的聚光灯照着，那是巴勒斯坦；
而另一个，却始终在黑暗中独自溃烂，那是库尔德。
作为中东第四大民族，库尔德人拥有3000万人口。他们的祖先，曾诞生过那位击败十字军、光复耶路撒冷的英雄——萨拉丁。
当年的库尔德人，是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然而，一战后的列强在地图上随意画了几条线，就让这个古老的民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没有国家的民族”。
他们几千年来从未真正拥有过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至少还有阿拉伯兄弟的声援和联合国的决议；
而库尔德人，却被生生切割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个国家之间。在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是被提防的“异类”，是多出来的“麻烦”。
这种长达60年的“政治性窒息”，终于在土耳其的东南部，逼出了最极端的反抗。
既然世界听不到哭声，那就让世界听到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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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中东的另一个孤儿
1984年8月15日深夜，一支只有几十人的幽灵队伍，正悄无声息地穿过边境线。他们身上背着从黑市买来的AK-47，脚上穿着破旧的解放鞋。
这里是埃鲁赫，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边境小镇。在这里，驻守的土耳其宪兵正喝着热茶，聊着家长里短。
黑暗中，几十个黑影悄无声息地摸进了镇子。随着第一声枪响划破夜空，宪兵局的守卫倒在了血泊中。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叫谢姆丁利的小镇，同样的剧情正在同步上演。
当时的安卡拉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当晚发生了什么。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一群“稍微大胆一点的土匪”或者是“走私犯的火拼”。
谁也没想到，这两声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的枪响，竟然开启了一场持续整整40年、至今仍未终结的漫长战争。它将卷入数千万人，让中东的版图支离破碎，让四个国家的边境永无宁日。
这些敢动中东平头哥的土耳其军人的人是谁呢？
我们回到60年前，去翻看一张被撕毁的契约。
在一战结束后的废墟上，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列强拿着尺子在地图上划线，许诺给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民族一个独立的国家。
库尔德人第一次看到了建国的曙光。1920年的《色佛尔条约》，白纸黑字写着“库尔德斯坦”。
但是，历史从不讲温情，只讲实力。
随着凯末尔带领土耳其打赢了独立战争，那张画着“库尔德斯坦”的地图瞬间成了废纸。
1923年的《洛桑条约》重新确立了土耳其的现代版图，而库尔德人，成了最大的输家。
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没有了国家，甚至连家都被拆分了。一道道铁丝网将他们强行分割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个国家之中。
而在土耳其境内，这种剥夺更为彻底。
为了构建一个统一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安卡拉政府给库尔德人起了个新名字——“山地土耳其人”。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官方教科书告诉所有人：世界上不存在库尔德人，他们只是忘记了自己身份、住在山里的土耳其人。库尔德语被禁止出现在广播里、报纸上，甚至在集市上说这门语言都要面临牢狱之灾。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库尔德孩子，你在学校里必须每天宣誓：“我是一个土耳其人，我以此为荣。”
这种高压锅式的同化政策，压制了整整三代人。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爆发了极右翼军事政变。那一夜，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土耳其脆弱的民主，军政府为了彻底扼杀分裂主义，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
他们颁布了第2932号法案——禁止使用库尔德语。
这不仅仅是不准写书，而是不准在街上说，不准在家里说，甚至母亲给孩子唱摇篮曲，如果是库尔德语，也会被抓走。
最可怕的是位于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5号军事监狱。
这是所有库尔德人的噩梦。在这里，被捕的库尔德知识分子、学生，甚至只是普通的村民，每天都要被迫在齐腰深的粪水中站立，被警犬撕咬，被迫向着土耳其国旗高喊“我是土耳其人，我以此为荣”。
这种超越底线的羞辱，产生了一个军政府始料未及的后果：它把监狱变成了的一所“仇恨大学”。
那些原本只想争取一点文化权利的温和派学生，在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后，变成了最坚定的激进战士。他们活着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谈判已经死了，只有枪杆子能找回尊严。
而那个给他们递上枪杆子的人，叫阿卜杜拉·奥贾兰。
第二章：从贝卡谷地回来的幽灵
奥贾兰并不是一个传统的部落首领。他是一个在安卡拉读政治学的大学生，深受当时风靡全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他在1978年成立了库尔德工人党，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PKK。
这就注定了这场战争与以往的部落叛乱截然不同。这不仅是民族战争，更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1980年土耳其政变后，奥贾兰敏锐地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带着心腹逃离了土耳其。
但他去哪里练兵呢？他看中了邻国黎巴嫩的贝卡谷地。
当时的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大笔一挥，把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借给了PKK作为训练营。咦，等会，有人可能有疑问了，你别欺负我不懂地理，那黎巴嫩的领土怎么是叙利亚说了算呢？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当时复杂的“房东”关系。
1980年代的黎巴嫩正深陷内战，而邻国叙利亚打着“阿拉伯威慑部队”的旗号，实际上军事占领了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贝卡谷地。
也就是说，这块地名义上是黎巴嫩的，但说话算数的是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事，我前面第30集有详细讲解。
老阿萨德为什么愿意收留奥贾兰这个土耳其的通缉犯？因为水。
土耳其控制着幼发拉底河的上游，为了争夺水源和领土（哈塔伊省），叙利亚和土耳其早就面和心不和。
于是，老阿萨德玩了一手漂亮的“借刀杀人”。他默许奥贾兰在叙利亚控制区建立训练营，甚至让叙利亚军官帮他们训练游击战术。对于大马士革来说，PKK就是插在土耳其背上的一把匕首，既不用自己宣战，又能让土耳其流血不止。
正是在这片法外之地，奥贾兰把一群愤怒的逃亡者，训练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甚至有狂热信仰的准军事武装。
1984年，觉得羽翼丰满的奥贾兰，把这把匕首拔了出来，狠狠刺向了土耳其的东南部。
他判断，土耳其军政府的高压统治已经让东南部民怨沸腾，只要点一把火，就能形成燎原之势。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8月15日的袭击之后，土耳其军方反应迟钝。他们派出了特种部队去深山老林里搜捕，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类似“越战”的泥潭。
库尔德斯坦的山脉，是游击队最好的战友。这里山高谷深，地形破碎。
PKK的战术非常灵活：打完就跑，化整为零。白天，他们是田间劳作的农民；晚上，他们是埋设地雷的幽灵。
更要命的是，这场战争撕裂了土耳其社会的每一根神经。
为了切断游击队与村民的联系，土耳其军方实施了焦土政策，甚至建立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制度——“乡村卫士”。他们发枪发钱给一部分愿意合作的库尔德村民，让他们去打PKK。
这一招极其狠毒，也极其悲剧。它让库尔德人陷入了自相残杀。哥哥可能是山上的游击队员，弟弟可能就是山下的乡村卫士。
第三章：失控的螺旋与大国的棋盘
进入90年代，这场冲突从“治安问题”彻底升级为一场“低烈度战争”。
土耳其动用了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常规军事力量。F-16战机开始对东南部的山区进行无差别的轰炸，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在河谷中猎杀每一个可疑的目标。
而PKK的反击也越发血腥。他们不再局限于袭击军警，开始针对平民、教师、以及那些“通敌”的库尔德同胞。甚至，战火蔓延到了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旅游景点，自杀式袭击开始出现。
在90年代最血腥的岁月里，每一个土耳其家庭都在看晚间新闻时提心吊胆，生怕听到自己儿子服役部队的名字；而每一个库尔德家庭都在深夜里瑟瑟发抖，既怕宪兵的敲门声，也怕游击队的夜袭。
这已经不是两个武装力量的对抗，而是一场没有人能全身而退的绞肉机。
在这背后，大国博弈的影子从未缺席。
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这是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土耳其是北约对抗苏联的南翼桥头堡，是必须拉拢的核心盟友。所以，西方国家在口头上将PKK定义为恐怖组织，支持土耳其的打击行动。
当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在伊拉克北部失势，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这给PKK提供了绝佳的后方基地。土耳其军队不得不多次越境进入伊拉克北部进行清剿，这就涉及到了伊拉克的主权、美国的禁飞区政策，以及伊朗在背后的推波助澜。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叙利亚。土耳其为了逼迫叙利亚交出奥贾兰，甚至陈兵边境，威胁发动全面战争。
1999年，在多国情报机构的“围猎”下，奥贾兰在肯尼亚被土耳其特种部队抓获。
当电视画面播出奥贾兰被蒙着双眼、戴着手铐押解回国的画面时，全土耳其沸腾了。总理埃杰维特的支持率飙升。人们以为，蛇头被斩断，战争该结束了。
然而，他们错了。
一种基于民族认同和生存困境的愤怒，是抓捕一个人无法消除的。PKK没有解散，他们退回深山，蛰伏、重组，并在几年后卷土重来。
第四章：没有赢家的四十年
从1984年那两声枪响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
这40年里，为了对付山里的游击队，土耳其花掉了数千亿美元的军费，这40年里，有超过4万人丧生。绝大多数，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在土耳其西部的城市里，每当有士兵阵亡的消息传来，母亲们会哭喊着诅咒恐怖分子；而在东部的山村里，每当有游击队员被打死，年轻人们会在愤怒中接过那支磨损的步枪。
仇恨，就像一种遗传病，通过血液一代代传了下去。
2015年，双方曾有过短暂的和平进程，那是离终点最近的一次。但随着地缘局势的变化和国内政治的需要，谈判桌被掀翻，战火重燃，比以往更加猛烈。
那么，那个点燃战火的人，结局如何？
1998年，土耳其忍无可忍，陈兵土叙边境，威胁叙利亚如果不赶走奥贾兰就全面开战。失去了保护伞的奥贾兰被迫开始了他的全球流亡。
哪怕是希腊、俄罗斯、意大利这些国家，都不敢收留这个烫手山芋。最终，在1999年，他在肯尼亚被土耳其特种部队抓获。
那一幕极其震撼：曾经不可一世的“阿波”，被蒙着双眼，双手反铐，像猎物一样被押回土耳其。
他没有被判死刑（土耳其为了入欧盟废除了死刑），而是被判处终身监禁。
直到今天，他依然活着。他被关押在马尔马拉海的伊姆拉勒岛。这是一座孤岛监狱，很长一段时间里，整座岛上只有他这一名囚犯，周围是上千名看守士兵和雷达封锁线。
但讽刺的是，虽然人被关在孤岛，他的影子却依然笼罩着群山。每当土耳其政局变动，或者中东局势紧张，政客们还是不得不派人去那座孤岛，试图从这个老人口中得到停火的指令。
他在狱中写了几十本书，试图从军事领袖转型为政治哲学家，但外面的流血冲突，早已脱离了他的控制。
终章：一将功成万骨枯
回望1984年的那个夏天，那几名扣动扳机的年轻人，绝对想不到他们开启了怎样的地狱之门。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土耳其的内伤，它是整个中东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强行划定的国界、被压抑的民族诉求、大国随意的干涉，以及最终由普通人承担的惨痛代价。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四十年或许只是一瞬。但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两代人来说，这四十年就是他们全部的人生。
这场冲突最令人唏嘘的地方在于，这并不是两个完全陌生文明的碰撞。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他们在那片高原上共同生活了上千年，他们信仰同一个真主，甚至在当年反抗西方列强瓜分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中，他们曾并肩作战，死在一个战壕里。
但这40年的血海深仇，把这种千年的邻里情分，切割得支离破碎。
当我们在看这场漫长的拉锯战时，看到的不仅是政治的算计，更是一种无法回头的兄弟阋墙。
1985年，视线转向南美洲。
那里没有宗教的狂热，却有着比毒品更让人上瘾的暴力。
游击队、大毒枭、政府军，三方混战。
一场大火将烧毁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也将烧穿法律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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