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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治保守势力看来，战后日本各阶层的国家观念变得极其薄弱。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地位相对降低，面临亚洲各国快速发展有逐渐被淹没的危险，因此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消除这种危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依据狭隘的国家主义，培育彻底的“国民国家”价值观；二是与此相反，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历史认识上超越“国民国家”，追求普遍价值，消除“国境”的观念。
从现实来看，日本资本主义已经朝着跨国化及国际化方向发展，局限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业已显现危机。
1、海湾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海湾战争成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调整及国家定位转换的契机。
日本并没有想过积极介入海外冲突，当面对国际舆论要求日本做出“符合自身实力的贡献”时，起初仅答应提供财政援助。但是，此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只出钱不出力”提出尖锐批评，促使日本决策层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主动做出贡献。
作为基于这种思考的第一步，海湾战争结束后，海上自卫队于1991年4月向波斯湾派遣了扫雷部队。这是自卫队首次因训练以外的原因前往海外执行任务，为此日本曾担心东亚各国的反应，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相关国家对此总体持善意的态度。
在日本，主张修改宪法的学者往往会提及海湾战争时的事情。虽然日本在海湾战争中出了很多钱，但科威特在感谢广告中却未列入日本的名字。以这一伤害为契机，于是就出现了如下思维逻辑：“只出钱、不出军队的国家就会如此被轻视。日本的集合性自我认同遭致严重伤害。因此，还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派出自卫队吧。”
“自由主义史观”倡导者藤冈信胜在《近现代教育的改革》(1996)与《耻辱的近现代史》(1996)的“序言”中，也以海湾战争的冲击为契机展开论述：
“许多日本人以宪法第九条的理想主义为依托，得以沉浸在感性的和平主义当中”，“海湾战争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事件，它显示了和平教育所依据的宪法第九条的‘和平主义’理想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遭遇滑铁卢”，等等。
总之，按照藤冈的观点，海湾战争是暴露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缺陷的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
“战后民主主义”的致命缺陷究竟体现在何处呢？
藤冈大体列举了五点：
第一，民主主义与国家权力水火不容；第二，欠缺能够下决断并将国家经营付诸实践的领导层；第三，长期以来满足于“一国和平主义”的域内和平，而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等闲视之；第四，只是个人权利不断膨胀，作为一个国民所应承担的义务却被极端地压制到最低限度，这是一种不均衡的扭曲现象；第五，盲目信任蔑视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
在战后70年这一日本现代史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如果说宪法是展现一个国家认同和界定方向性存在的话，那么正像安倍倡导的“摆脱战后体制”一样，日本是以这种和平的政变方式对“战后”的“和平主义”予以否定，且由此展现出坚定的脱离意志，而这也恰恰是对“战后”的否定。
因此，聚围国会反对安倍政权这一动向，实际上也就等同于捍卫“战后”日本社会认同的“和平主义”意志。围绕和平宪法产生的对立，绝不仅仅是针对条文尤其是前言和第九条的解释出现的争论，其间也蕴含着对“战后”日本的价值判断。
对宪法的态度，受到对“战后”日本历史性评价的强烈束缚，主要是由于宪法恰恰体现了“战后”本身。对于一方来讲，“战后”是应予否定和克服的对象，而对于另一方而言则是誓死守卫的对象。如此一来，针对宪法呈现出的迥然有异的态度，与在特定历史时空展现的历史评价随即建立起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而这也正是日本社会展开争论的特征所在。
从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来看，其中蕴含着诸多矛盾。禁止武装的宪法与拥有高水平军事力量而炫耀的自卫队和美军共存，“无核三原则”与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共存。“战后”日本即是在这种充满矛盾的过程中界定了“和平主义”，这无疑是一种过剩的界定，非但如此，也许是隐蔽了强大军事力量的“麻醉剂”。
2、宪法第九条突破的合理借口
战后日本通过宪法第九条获得最大利益的无疑是执政党和大型企业。
作为亚洲民众憎恶对象的天皇制则以制度的形式得以维系，而且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也以十分暧昧的方式保留至今。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之所以还能够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与亚洲各国修复关系，主要还是由于通过宪法第九条的“放弃战争”条款作为担保。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默许并达成谅解，才迫使战后日本保守势力勉强维持保持宪法的姿态。
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并未将亚洲纳入视野，甚至是试图有意回避将亚洲纳入视野，其结果是直接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只能从极为狭隘的民族视角思考问题，这种构造形成的主要原因与“国民”概念的命题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亚洲以及亚洲人并未纳入视野，是当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盟总”持续交涉的政府保守派所要达成的目标，其主要背景是伴随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而来的对旧殖民地人民的恐惧，若将亚洲纳入视野之内，天皇则也难免牵涉其中，实际上主要还是基于掩蔽战争责任方面的顾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战后《日本国宪法》是占领国美国与来自战前的反动和保守势力以力学关系达成合作并予以确认的产物。
由此可见，保守势力所声称的“《日本国宪法》乃是强加”仅仅只是一面之词。莫如说，当时占领军所拿出的相对“自由的”宪法草案是在与保守势力协商的前提下，确保尽可能与战前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保守势力参与的“修改”远远超出单纯的“强加”，从而也就持续界定了日本在战后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在新的历史时点上，村上春树提出了如何使传统面向现实和未来的问题，如果仅仅执着于传统的表面形式和教条的东西，不仅不会确保我们定位“真正的现在”，对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也会适得其反。
他还进一步警示说：“我们必须注意欲望受挫之后所导致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转向的问题。”
无论是占领时期对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配合及博弈，还是结束被占领状态后构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面对美国这一“他者”所带来的既具有正向性也蕴含负面性的战略压力，如何将其有效化解乃至积极运用，成为战后日本政治家率先予以考量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面对中国这一“他者”，冷战时期日本以可能来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为由，“妖魔化”中国，旨在唤起日本国民抱持敌对观念的意识形态共鸣。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快速发展，中国这一“他者”又转变为可怕的“竞争对手”，日本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塑造为“敌人”，从而为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和扩充军备寻找口实和依据。“日本的学术与政策精英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变革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与美国，一个是最大的邻国，一个是盟国，而对华关系，被视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永恒主题。”
3、转移矛盾的路径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迅速推进，日本也开始了艰难的国家战略转型。在海湾战争中，日本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激烈抨击，这对日本人战后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严重地动摇了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全球化不断冲蚀和瓦解民族国家的疆界，传统的民族国家面临一系列难以应对的困境。
日本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诸如如何保特自主防卫与对美依存的平衡，如何化解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保守化及文化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如何保持开放而避免封闭等。对于日本而言，这既是在冷战后国际背景下实现国家转型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也为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开辟了道路。
第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
冷战后日本谋求制定国家战略，国家自主性意识空前高涨，但在具体制定外交政策和提高防务水平时，依然奉行对美追随路线，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在国家战略的落实过程中难以消除缺乏自主性的依附性色彩。
“9·11”事件后，日本的对美追随外交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自主性受到严重削弱，依附性日益显著。对此，前防卫厅官员西川吉光犀利地批判道：“在自民党政权长期统治之下，重视依循惯例和保持连续性的官僚机构的逻辑居于支配性地位。在不经意间迎合美国成为外交的主要目标，不使对美关系出现危机成为官僚明哲保身的便捷途径。亲美堕落为对美追随，本来是应该自身行使的权力也委托给大国美国，对盟国的依存性不断增强，日本外交的自主性被剥夺，也导致交涉力的脆弱化。”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一方面试图通过加强自主防卫以谋求自主性与独立性，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约，日本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与强化日美同盟绑定在一起，对美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日本就是在自主性与依附性的两难之间，进行着艰难的国家战略转型。
第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
由于全球化具有瓦解民族国家疆界与认同的意义，因而“国家的退却”问题备受关注，但这种状况对于民族主义政治家而言是很难容忍的。根据全球化动向制定政策的政治家，同时对全球化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态度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但如果考虑到全球化是无法抗拒的力量，那么出现这种现象也不必大惊小怪。也就是说，他们既要引领政治顺应全球化潮流，又无法抑制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感。
日本作为经济大国，且与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结盟。
“9·11”事件后，日本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提供支援，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等，强化了参与“全球化安全保障”的姿态。但是这种动向明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采取的和平主义、自卫队的专守防卫原则，以及国民共识背离。
日本政府在经济等诸多方面肯定全球化，然而，由于国家权力以及国家认同正在不断消退，有的政治家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反抗，呈现出回归本土化的迹象。这种倾向尤其影响到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当今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
面对全球化的危机，日本一方面倾向于通过加强军事力量予以化解；另一方面热衷于从本土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汇聚能量。日本政治的合法性十分倚重本土文化的作用，通过整合和激发国民的本土意识和爱国情感，可以达到动员民族主义情绪的目的。
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即通过坚持对本民族“独特性”的大肆宣扬，以达成动员民族主义情绪维护执政合法性的目的。
第三，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
冷战结束后，迎来了全球化时代，但日本在实现国家战略转型过程中，依然存在无法克服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长期在外务省工作的谷内正太郎写道：
“日本在国际和平及安全保障方面尚未充分履行责任，对面向包括《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在内的国际和平合作的贡献也不充分，在安全保障尤其是在涉及军事层面的问题时态度立刻变得嗳昧起来。国际上安全保障状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却试图永远与此前一样发挥作用是不适当的。即便是在经济层面，日本承担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责任，但几乎并未赢得外国人的积极评价。日本给世人的印象是，一方面封闭本国市场；另一方面却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贸易体制带来的好处。”
日本学者针对日本社会暴露的封闭性弊端给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日本易于形成内向而封闭的社会，我们从日本外交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在回避向霸权主义倾斜的同时，也应该防止形成封闭社会，推动构建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社会至关重要。不应该闭关锁国，而是应该有意识地开国，保持开放性，维持自成一统的微观小宇宙的日本社会，注定会落后于世界潮流。为构建开放式的国家体制，有必要改善国际化政策和移民政策，此前日本人视为常识的所谓“因为是日本人因此必须向日本人学习’、‘因为是日本人就应该在日本企业就职’、‘因为是日本人居住在日本，也就要以日本为生活据点’等陈旧的思维观念必须打破。”
不容否认的是，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家在全球化时代处理相关问题时，若认为于己有利即会强调和重视开放性；若认为有损于本国国家利益，则会保持一种固守成规的封闭性姿态。这大概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开放性与固守民族国家噩界的封闭性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使然。
4、日本没落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经济力量下降的同时也见证了日本模式的没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日本越来越面临历史性的两难：继续与美国结盟以对抗中国，或者离开美国走近中国。
基于如此的地缘政治现实，布热津斯基认为日本的困境包含一种历史必然性：
日本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国家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国家又不现实，自然的结论就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就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行动与经济发展。由此一来，日本角色并非是地区性而是国际性的国家。
由于战后日本自身角色定位的摇摆不定及其秉持错误的殖民史观，地区国家对其心存疑惧，事实上日本很难在地区主义进程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尤为重要的是其发展潜力远逊于中国，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情势下，日本事实上已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日本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实现普通国家化，调整外交政策，不断强化美日同盟”，以适应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
战后日本一方面以“和平国家”的光辉形象作为正面资产向国际社会广泛宣扬，另一方面右翼保守势力又将“和平国家”的形成视为屈辱性存在，“和平国家”的属性和定位在冷战结束后明显发生动摇。
日本决策层与普通国民在有关国家认同的认知方面严重背离，主要原因即在于两者关注的侧面和角度迥然有异，精英决策层主要着眼于国家战略层面，力争与近邻中国展开竞争，确保与自身经济实力匹配的大国地位，而普通国民基于战争带来的惨痛教训，更多地从社会层面祈求和平，反对战争，注重社会福祉的提升，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出现难以弥合的分歧与矛盾。
2019年10月4日，安倍晋三首相在发表施政演说时敦促国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现在是考验日本能否坚持“和平主义”的一个关键时刻。
安倍在施政演说中表示，“对实现战后复兴、高速增长、‘带给我们和平富饶日本’的先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并强调“一定要捍卫我国的和平与繁荣”。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指引下，一直贯彻“专守防卫”原则，坚持走和平国家之路。如果安倍表明捍卫这条道路的决心，那也应该给予肯定。
但是，安倍在施政演说结尾说，建立“令和时代新型国家的路标是宪法”，“在令和时代，日本将成为怎样的国家？讨论这一理想的正应该是宪法审议会”，“要切实讨论”，“对民众负起责任”。
总之，相比于坚持和平主义，敦促讨论修改宪法才是施政演说的重点。安倍视为自民党夙愿的，就是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安倍一贯认为，因为自民党在众参两院选举中呼吁修宪，才得以继续维持政权，因此修宪是受民众支持的。为了留下政治遗产，安倍希望把执政党占多数席位这一政治资本倾注到修宪之中。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呈现出消解与重构、削弱与强化并行的特征。全球化失去方向感的后果很可能是促使人们在更为本土化或民族性的事务上寻求慰藉和生存意义，不论它是同一种语言还是一段共同的历史。
从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历程来看，日本既有意识地从本民族国家中挖掘本土的天皇制精神资源，以期达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合国民的目的，也积极地吸纳和整合来自美国方面的思想资源，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阵营，并以“和平国家”和“民主国家”自居，期望在世界范围内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彰显国家软实力。
通过日美结盟的方式推行日美基轴外交，一方面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付出了追随美国、缺乏外交自主性的代价。在冷战体制下，“他者”中国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更多地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由于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分歧和结构性矛盾，因而日本对华抱持一系列负面认知。
在中国逐步确立经济大国地位之后，中日两国开始呈现“两强并立”的态势，日本审视和观察中国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自卑感和警惕感潜滋暗长，两干年来处于强大中国笼罩之下的历史意识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各界甚嚣尘上。
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由于一方面面对美国这一“他者”时时存在自卑感，另一方面又不甘于本土思想文化资源的完全“美国化”，于是不断试图通过捍卫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来消解来自西方及美国的思想资源对其本体的“侵蚀”。
由此出现后发展中国家的两种“自我疏离”：一种是完全西化，企图使自己完全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另一种是退回传统文化。后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时，或以传统文化或以强调西化作为策略，却又必须克服上述自我疏离的难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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