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方流芳教授溘然长逝，中国法学界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文体家。在这个法学论文年产量以万计的时代，方教授的离去更像是一个沉重的隐喻——当无数篇充斥着"范式转换""话语霸权""解构主义"等术语的文章在知网上堆积如山时，那个坚持"行文与运思一脉相承"的学者，终究带着他对汉语法学表达的深沉忧思，走向了历史的深处。
方流芳教授的学术写作，首先体现为一种近乎苛刻的语言洁癖。他信奉"行文与运思一脉相承"，这绝非修辞学的技巧炫耀，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立场——文字的苍白与单调，从来都是思维被桎梏的恶果。在《民法通则评析》中，他条分缕析地指摘各种立法用语之失，不是吹毛求疵的文字游戏，而是对法律语言确定性的执着守护。当今天的法学论文热衷于用"内卷""赋能""颗粒度"等网络黑话装点门面时，方教授却在《公司词义考》中花费数年光阴，追溯"公司"一词在中英早期交往中的用法流变，只为厘清一个基本概念的真实所指。这种"语词考古"的笨功夫，恰是对当下学术浮躁最有力的反讽。他的写作是一种"锤炼式"的精雕细琢，每一篇文章的诞生，都伴随着对核心概念的反复诘问、对论证逻辑的多次推敲、以及对语言表达的不断优化。这与当前学术界某些追求速度和数量的浮躁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深一层看，方教授的写作风格承载着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他警惕"充斥着大量外来语的中国法学"，并非狭隘的语言民族主义，而是深谙法律语言的公共性本质。当法学论文沦为只有"圈内人"才能读懂的黑话汇编，当"后现代性""主体间性"等术语成为逃避思考的遮羞布，法律作为公共理性的功能便已名存实亡。方教授坚持用精准的中文既有词汇表达法律意义，在必须引入外来概念时，必详细解释、溯源、语境化，而非将其作为不证自明的标签。这种"高级的晓畅"，让学术成果既能飨于同行，又能通达于更广泛的社会公众——这与今日某些学者以晦涩为高深、以难懂为壁垒的做派，形成了刺目的对照。
方教授的批判锋芒，同样令人肃然。他"鞭辟入里"地指摘立法用语之失，不是为了彰显智识上的优越感，而是源于对法治精神的虔敬维护。模糊的法律必然导致适用的任意性，损害法的确定性与权威性。这种批判需要勇气，更需要深厚的学理自信——在学术共同体中一团和气、互相抬轿的风气里，方教授的文字始终保持着不妥协的锋利感。反观当下法学圈的"表态式学术"，众多的作者都在表达态度，而真正意义上的观点却早已有人讲过了。这种"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学风，与方教授"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治学态度，不啻天壤之别。
当代法学写作的病灶，远不止于表态的盛行和术语的滥用。君不见，"八股文式"的法学论文正在批量生产——形式框架僵化同化，古今中外罗列一番，论点论据脱节，虎头蛇尾、头重脚轻。一些文章"有知识而无见识"，按照教科书式体例写就，有论域而无论题，只是划定一片研究范围进行缺乏中心命题的体系化叙述。更可悲的是"学术黑话竞赛"——当期刊、导师、评审都默认"术语越多等于水平越高"，年轻学者被迫加入这场游戏，不再花时间思考真正的问题，而是拼命学习如何把简单的话说得复杂。堆砌"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词汇却未解释其与研究的关联，这种"学术超现实主义"正在侵蚀法学研究的根基。一些论文通篇充斥着"领域内黑话"，非本领域读者甚至专业学生都读得一头雾水，审稿人若读不明白文章核心观点，不仅沟通成本陡增，还可能直接影响稿件的审阅结果。过度复杂的表述拖慢了学术传播的速度，让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淹没在术语的迷雾之中。
形式主义是另一个沉疴。大量论文重形式轻内容，以零碎几个对策草草结束，喊口号、谈主张泛滥成灾，缺乏论证、没有逻辑。盲目借鉴成风，纯粹的比较法考察没有太大实质意义，所借鉴的东西往往不符合中国国情。语词滥用趋势明显，法学意义上的语词规范化表达日渐式微。更普遍的是"有文无论"——有文字堆砌却无真正的论证，有文献综述却无个人创见。正如有人尖锐指出的："原创的法学观点太少，想偷窃也无从偷起。"
方流芳教授的写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剂解毒良方。他的论证结构兼具逻辑的严密性、历史的厚重感与鲜明的问题导向，从中国立法或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出发，通过学理分析和比较借鉴，最终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他的《公司词义考》采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方法，考察被移植的制度在本国的真实境遇，超越了"问题—解决"为基本架构的功能主义阐释，开创了比较法学的新天地。这种研究方法，与那些把本国制度放在与"国际标准"对比模式下、试图观察其不足并找出缩小差距方法的流俗做法，高下立判。方教授的论文常常以一个清晰的核心问题或论点为开端，然后通过一系列紧密相扣的分论点来展开，论证过程非常注重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推演，大量使用因果分析、比较分析和归纳演绎等方法，结构上呈现出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特点。他不会孤立地、静态地讨论一个法律概念或制度，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其缘起、流变以及在中国的制度嫁接过程中发生的变异。
尤为难得的是，方教授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敏锐关照。他搜集《人民法院案例选》以及众多报章上的真实事例，针对具体案件展开分析，指出经理人员与公司、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背后，隐藏的是立法者按照某种预定理论构建法律条文、随意代替当事人安排公司控管结构的做法。从访客、学生、朋友到家政人员、出租车司机，甚至小区路遇的外来务工人员，都会成为他的访谈对象。这种扎根现实的治学态度，与那些闭门造车、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理论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方教授的一条授课原则：课上提问与回答须避免使用"法言法语"，要用一般人都能听得懂的日常语言。这看似与法学教育的专业化方向相悖，实则是对法律公共性的深刻体认。法律终究是规范社会生活的规则，法学研究也应服务于法律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当法学论文沦为只有作者和审稿人能读懂的"私密语言"，当学术评价异化为"黑话复杂度"的比拼，法学研究恐怕已远远背离了其初心。
方流芳教授的离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用作标尺的可敬的前辈参照。在这个意义上，纪念他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学术写作：是否每一句都包含坚实的思想内核？是否拒绝空话套话？是否逻辑至上、结构稳固？是否让语言成为沟通的桥梁而非隔绝的壁垒？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法学从业者深夜扪心自问。
语言的节操，就是思想的节操。方流芳教授用他的一生证明，清晰的表达源于并且促进深刻的思考，而深刻的思考必然要求精准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行文与运思一脉相承"不仅是一种写作方法，更是一种学术伦理——它要求学者对语言保持敬畏，对读者保持尊重，对真理保持忠诚。当法学界能够从方教授的遗产中汲取这份敬畏、尊重与忠诚时，或许我们才能期待中国法学真正走出"自我殖民"的困境，建立起具有本土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今天，我们回顾方流芳教授的写作范式和学术精神，并不是要批判谁，而无非是希望它能成为刺破当代法学写作病灶的一束光。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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