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沈阳日报）

转自：沈阳日报

□北 岸

春节将至，长达九天的假期成为人们共同的期待。在灯火璀璨的现代节日里，很少有人意识到，那扇通往闲适与欢聚的时间之门，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缓缓开启。中国古代的假期制度，不仅是一张张休息的时刻表，更是一幅映照着王朝兴衰、社会变迁与人性温情的绵长画卷。

当历史的指针拨回汉代，我们发现了中国假期制度的清晰源头。彼时的官员已有“休沐”之制，所谓“五日一休沐”，不仅是身体的休整，更承载着深厚的人伦内涵。《汉书》中“疾病休沐洗沐，皆以法令从事”的记载，赋予休假以法定意义。在“沐浴而朝”的礼仪要求下，这项制度巧妙地维系着个人清洁与家族纽带，使官员得以利用“休沐”的一天探望父母、祭祀祖先。汉代还形成了冬至、夏至等节气性休假，使自然节律与社会生活开始同频共振。这种将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与公务秩序融为一体的设计，展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整体思维。

盛唐以其恢弘气象，将假期制度推向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峰。唐代官员依《假宁令》享有无需工作的丰富时光：除了每十天一次的“旬休”，元正（春节）、冬至各七日，寒食与清明相连四日，中秋、夏至、腊日各三日……全年假日近百天。法定的“黄金周”已然出现。更值一提的是，许多假期带着浓厚的人情温度：父母在三千里外者，每三年有三十五日“定省节”；五百里外，则五年给十五日“拜扫节”。婚嫁、冠礼、丧葬，乃至亲属病重，皆有相应假期的细致规定。敦煌出土的文书中，甚至保留着士兵因“妻孕”请假的记录。在唐人的生活中，休假不仅是权利，更成为维系人伦情感的制度化表达，展现了一个伟大时代对个体生命的深切关照。

宋代将这种人文关怀发挥到极致。据《文昌杂录》载，宋代节假日一年“凡七十有六日”，几乎每五天中就有一天属于休憩与欢庆。春节、寒食、冬至各七日长假，催生了空前繁荣的假日经济。《东京梦华录》描绘了汴京元旦时的盛景：“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皆结彩棚，歌叫之声，喧哗不绝。”蹴鞠、关扑、赏灯、游园，市民的狂欢与商业的活力在假日里水乳交融。宋真宗时，因梦见始祖赵玄朗而设立的“天庆节”，虽源于政治神话，却也成为全民共享的新假日，折射出假期与文化创造的互动。

然而，明清时期，帝国的假期观念悄然收紧。明代初期尚承古制，但朱元璋“百僚兢兢业业”的勤政理想，逐渐压缩了官员的闲暇。旬假被取消，节假日大幅缩减至五十余日。清代大体沿袭明制，但将元旦假期延长至一个月，并创造了独特的“封印”制度——岁末年初，官府封存印信，停止办公，至来年“开印”。这既是对长假的妥协性安排，也暗含着对行政效率的某种约束。

纵观假期制度的千年演进，一条清晰的主线始终如一：中华文化对“张弛之道”的深刻理解。无论是汉代的“休沐”人伦，唐代的节庆欢腾，宋代的市井繁华，还是明清的收缩调整，假期始终是劳与逸、公与私、国与家之间的重要调节阀。它不仅是身体的歇息，更是心灵的滋养、亲情的纽带、文化的载体与社会活力的源泉。

今日，当我们规划春节九天的行程时，不妨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那连接古今的，是对团圆不变的渴望，对生活本真的追求，以及对“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永恒体认。在时间的长河里，假日的形态不断流变，但其核心——让人得以暂别劳作，回归生活、家庭与自我，却始终如一，成为文明血脉中温暖而坚韧的律动。这穿越千年的休假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不仅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更是守护好那份让生命得以舒展、让情感得以安放的时间与空间。假期制度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一部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不断定义与追寻的历史，它仍在每一个崭新的春天里，续写着未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