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3年的大夏天，北京一家剧院门口人头攒动，大伙儿正往外涌。
周恩来和邓颖超两口子刚看完戏，正准备上车。
偏巧这时候，龙潜领着刚成年的闺女贝璐瑛，也顺着人流挤到了门口。
两拨人就这么撞了个正着。
按说呢，龙潜早年给周恩来当过机要秘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管家，这层关系应该铁得很。
可谁能想到，见面的那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冷得掉渣。
龙潜只能硬着头皮凑上去，指着身边的姑娘介绍道：“这是我闺女，叫贝璐瑛。”
邓颖超扫了一眼那姑娘，压根儿没搭理龙潜，直接转过脸对着孩子，抛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你妈贝海燕是个铁杆革命者，是个好样的大干部，你得照着她的样子长。”
这话乍一听是夸孩子，其实跟巴掌似的，狠狠扇在龙潜脸上。
话音刚落，邓颖超头也不回地走了。
龙潜僵在那儿，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拉着闺女灰溜溜地从边门溜之大吉，连再去跟总理打个招呼的勇气都没了。
曾经的心腹爱将，怎么就混到了让老首长当众给难堪的地步？
说到底，这跟工作能力没半毛钱关系，纯粹是“做人”这本账，龙潜算砸了两回。
第一回算砸，得追溯到1954年。
那会儿龙潜44岁，在湖南大学当党组书记，正是年富力强、步步高升的节骨眼。
他媳妇贝海燕也不是吃素的，老资历，正在长沙裕湘纱厂当一把手。
两口子要地位有地位，要资历有资历，原本是让人眼红的一对儿。
可龙潜这心就开始野了。
龙潜一头扎进去拔不出来，竟然直接跟组织摊牌要离婚。
贝海燕是啥人？
那是宁波苦出身的童工，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性子烈得很。
她咬死不松口。
这时候，摆在龙潜跟前的路其实就两条。
头一条，收收心。
身为高级干部，管住下半身，老实回家过日子。
这是那时候必须守住的底线。
第二条，硬来。
为了所谓的“真爱”，哪怕背个陈世美的骂名，哪怕跟组织闹翻，也得离。
龙潜愣是选了第二条。
他不光要离，还闹得满城风雨。
湖南省委看不下去了，专门开会批他满脑子“资产阶级臭毛病”。
在那个年代，这帽子扣下来重得很。
龙潜觉得在那边混不下去了，申请调走，跑回了华南分局。
婚倒是离成了，可这代价太惨痛。
这事儿甚至把他前头包办婚姻生的大儿子龙骥给惹毛了。
儿子气不过，直接给总理写了封信，把他老爹给告了。
总理虽然不掺和别人的家务事，但心里跟明镜似的。
一个连结发妻都能甩、连革命伴侣都能背叛的人，政治上还能靠得住吗？
这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这就牵扯出龙潜算砸的第二笔账——关于他老家那位原配。
要是说1954年这次算“作风不正”，那他对第一任老婆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踩了总理做人的底线。
那是他在四川云阳老家的一门亲事，包办的，没感情，这倒不赖龙潜。
坏就坏在1932年到1936年这段日子。
那四年，龙潜因为共舞台案子在南京蹲大牢。
他在里面的表现确实是个硬汉，那是他这辈子最露脸的时候。
可这墙外头的日子怎么过？
他在里头蹲着，老家的媳妇起早贪黑织布，省吃俭用给他寄钱寄东西。
后来公公没了，大伯子霸占家产，把孤儿寡母扫地出门。
这女人硬是靠着一台织布机，把儿子拉扯大，半句怨言都没有。
1936年龙潜放出来了，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云阳离重庆才多远？
可他愣是一次都没回去看过这对母子。
这事儿总理全看在眼里。
后来还是总理派人把这娘俩接到了延安，安排孩子上学，安排媳妇学护理。
在总理看来，你反封建婚姻没问题，你追求自由恋爱也行，但人不能把良心给丢了。
这就解释了1963年剧院那一出，邓颖超为啥火气那么大。
因为龙潜刚找的“新欢”贝海燕，转眼也变成了被他甩掉的“旧爱”。
这戏码重演得让人心寒。
贝海燕听说原配的遭遇后，不但没幸灾乐祸，反而同情得不行。
两个被同一个男人伤透心的女人，在人品这块儿，都比那个男人站得直、立得正。
那你说龙潜这人，是个坏蛋吗？
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在大是大非面前，这人骨头是硬的。
当年在南京军人监狱，老虎凳、辣椒水伺候着，审讯跟家常便饭似的，他把牙咬碎了也没吐露半个字的秘密。
1938年给总理当秘书，那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活儿。
重庆那地方雾大路滑，特务多如牛毛，他天天提着装满机密的箱子钻巷子，从来没掉过链子。
甚至1943年总理过生日，龙潜汇报工作时，对总理那种自我剖析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对总理的敬重，那是打心眼里的。
早在延安那会儿就出过岔子。
当时贝海燕怀着孕，响应邓颖超号召去招待所当保育员。
龙潜知道了，脸拉得老长，觉得“堂堂大干部家属去当服务员，丢人”。
邓颖超当时就找他谈话，狠狠批了他这身“臭架子”。
这毛病到了1955年，又让他栽了大跟头。
那会儿他在中山大学当副校长。
为了显摆自己“革命意志坚定”，也可能是为了洗刷之前离婚闹出的“资产阶级”嫌疑，他用力过猛，公开炮轰史学泰斗陈寅恪思想“右倾”。
这一脚又踢到了铁板上。
陈寅恪那是总理特意关照的国宝级学者。
龙潜这么一搞，不但没显出觉悟高，反而显得极“左”。
他又跑到北京找总理诉苦，结果被总理严厉批评，只能一次次写检讨。
回顾他这大半辈子，你会发现龙潜总是处在一种“找不着北”的尴尬境地。
政治上想跟紧点，可私德上有亏，底气不足；生活上想追求“自由”，却把肩膀上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
1976年1月8日，总理撒手人寰。
龙潜那会儿也六十好几了。
作为曾经的贴身秘书，他哭得死去活来。
那阵子他神思恍惚，半夜经常惊醒，说是梦见总理了。
闺女贝璐瑛看得真切，老爹心里不光是疼，更多的是愧。
自从1954年离婚那档子事闹大后，他就一直没脸正视总理。
哪怕后来官复原职，当了全国政协常委，心里的那个结也死活解不开。
一直到他临走前一年，也就是1978年，出了一件让人唏嘘的事。
这一年，被他抛弃的第二任前妻贝海燕，给中央老干部局写了封信。
她不是给自己要待遇，而是为了龙潜那个只会织布的原配。
信里写道，当年龙潜跟发妻离婚虽然组织点头了，但手续一直没办。
那个女人当年靠织布养活坐牢的龙潜，这份恩情不能不认。
老干部局为此破了例，给第一任妻子发了八千块钱的一次性补助。
1979年1月，龙潜在北京病逝。
回头看他这一辈子，才华是有，牢坐过，功立过，大秘当过，高官做过。
可唯独在“做人”这门课上，他始终是个不及格。
反倒是被他辜负的那两个女人——一个只懂织布的旧式妇女，一个童工出身的女干部——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帮他把这最后一笔良心债给补上了。
那个年代的理儿其实特别朴实：先把人做明白了，再谈当官的事。
总理两口子敲打了他几十年，道理全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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