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慈禧太后的读书札记与思考提纲|康有为|德龄|戊戌变法

关于慈禧太后的读书札记

《慈禧太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为资深学者徐彻所撰，线条清晰地勾勒出慈禧太后一生的主要活动，态度客观平实，且引用史料最新，如对光绪死因的最新研究结果等。但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的传记，对西太后主要政治思想和政策的决策过程挖掘不深，流于肤浅，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读此书的同时，我一并阅读了德龄所著《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这里记录的是关于这两本书的感想。

首先，得解决一个如何评价慈禧太后的问题，即我们以何种参照系来评价慈禧。

长期以来，我们沉浸于就事论事的评价思维之中，而且，执着于对历史当事人之间的是非对错分析，这使我们实际上陷入历史之中。比如，在戊戌变法的研究中，人们只局限于讨论“维新派”和“保守派”，更具体地说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两人谁对谁错，孰是孰非的争议中，而没有考虑也许他们都有问题。

我主张，我们应跳出历史看历史。怎么讲？说是假设一种理想的“变法模式”，以此理想之模式来度量西太后及光绪，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由是，方可检讨出双方真正的得失之处，才能对现代产生真正的启迪作用。

通过这两本书，让我们了解到了与过去印象截然不同的一个慈禧太后。

第一，她不是一个守在深宫，对社会上的事情，对民间的疾苦毫无所知的人，相反，她勤于政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外部信息，各地的经济、政治情况她了如指掌，对于自己官员队伍的状况，更是清楚万分。有相当一部分官员见了慈禧，讲的是真话，读当时大臣与慈禧的奏对，会感觉到，她对国家和官员队伍的实际情况是很清楚的，她与大臣间讨论问题时的氛围自由且平等，没有什么只听颂扬之词的坏毛病。比如，在讨论新政变法之时，她与河南巡抚于荫霖之间的讨论，就极坦率，于荫霖尖锐地指出中国如果人心不变，任何形式的变法都不能成功，而且几乎所有中国官员都贪财舞弊，这是大患。这位被史家们称为保守的官员，居然提出了一个直至今天都是激进的政治主张：各级政府的财务账目公开。在于荫霖提出这么尖锐的意见的时候，慈禧没做任何申斥和辩解，全然没有一句什么“主流是好的，只有个别人有题”的推脱之词（参见《慈禧太后》P274-275）。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应具体深入研究，慈禧面对诸多积弊，为何只采取那样一种决策？比如，她不觉得解决人心问题为第一要务，相反，练兵是第一要务。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如于荫霖，他提出了极有深度的问题，如变法的基础是人心（即人的思维方式）而不只是具体的制度，也提出了极超前的改革方法，如财务公开。但是，他又对废除科举耿耿于怀，竟然寄希望于恢复科举（这也许是徐彻教授称他思想保守的原因）。这个例子说明，在复杂的形式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按照今天的标准，同一个人的各个看法中，这一项是进步的，另一项可能就是保守的，很难把某一个人物划分为某一派，而慈禧要在诸多纷纭的意见中做出自己的决策，总要有所取舍。总的来说，多数情况下她是解决当前最急迫的问题，如军队问题，政权问题，而对于更为久远深刻的人心问题、吏治问题，就顾不上采取措施。

第二，她不是一个搞一言堂的专制君主，她不独裁，凡事均广泛征求意见，有些想法遇着大臣阻力太大时，她会尊重大臣的意见。当然，她深谙权术，她是那个时代中国手艺最为高超的权术大师。但大多数情况下，她对大臣是信任的，态度是坦诚的，我推测，慈禧之所以能获得满朝文武的拥戴，和这种坦诚的态度，以及睿智的判断力有关。

第三，她是个思想开明，与时俱进的人。她算不上太好学，但领悟力极强，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绝不是保守派。她读了不少书，除了传统的《治平宝鉴》之类的，她也读介绍西方文化的东西，她让德龄给她读西方的报纸新闻，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想亲自学习英语。她读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传记（见德龄回忆录），还读魏源编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总之是有世界视野的政治家。她接受了电灯，铁路，现代工业等新生事物，让这些东西最早出现于中国。中国的开放实际上始于慈禧洋务运动，新政，立宪等均是在她手上发展起来的。她对于很多新事物的了解也是很细致的，比如关于修建京汉铁路问题，她在接见盛宣怀时，甚至讨论了如何在黄河流沙之上建造铁路大桥这种具体的技术问题。（P244）

第四，她在政治上十分成熟稳重，深谙打击主要敌人、团结大多数的道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她能把对人的处理和政策上的延续性区分开来，比如，她捕杀康有为一党，但是并不反对变法的政策。捕杀康有为等，是因为这几个人确实在谋划囚禁甚至杀害她的政变，但在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人被杀的同时，她强调“变法新政”的政策不能停（P242）。

第五，她十分重视政策的连续性和人事上的连续性，她用的人、特别是重臣，主要就是那么几个人，一用就是几十年。对于新人，提拔得较慢，这可能是她的缺点之一。

慈禧太后的错误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她犯了这些错误？

我觉得她的错误主要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甲午战争之前，放松了备战和国防建设，甚至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之所以会犯这种错误，是传统的中国君王们常见的原因：未能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也和她对中国面临的世界性挑战的威胁认识不深有关，她有些传统中国官僚们的妄自尊大的毛病，没有深刻的危机意识，没有争当强国的战略目标，几天不打仗，就认为天下太平了。

第二个错误：支持义和团，贸然向外国宣战，这是最为糟糕的败笔。

之所会犯这一错误，说明她对西方军队的实力了解得不够到位，相信了义和团的战斗力。

第三个错误：没有系统的改革战略。

她虽然意识到了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对如何应对这种变革，都没有系统的思路，她坦承“时势逼我们革新，可又不知从何着手。”（见德龄之书P112）由于没有系统的维新变法战略。她的变革多是时势逼到那儿后的被动反应，走一步看一步，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慈禧太后的错误，也是当时一切中国人的错误，不仅她没有系统的改革战略，就是康有为等人，也没提出来系统的改革战略，在改革政策的完整性上，康有为等人还不如慈禧。

说到这里，得认真研究一下慈禧太后与戊戌变法的关系，通常的说法是慈禧太后镇压了变法派，从此，保守派又当政了。此说法不准确。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确有不合实际的地方，他们最致命的错误，就在于本身对世界上那些变法成功的国家如俄国的彼得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认识也不够到位。事实上，他们更多的是以中国传统的政治权术思维来理解俄彼得大帝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在他们的变法纲领中，重点是让光绪皇帝亲政，是夺权，甚至冒冒失失地准备发动囚禁慈禧的政变，慈禧下令追杀康梁一党，主要是粉碎他们的政变，而不是摧毁近代化改革方案。应该准确地说，慈禧只是反对康有为不负责任的夺权方案，而不是变法方案。

一开始，我就说过，应提一个理想的政治变革模式来衡量慈禧，只有比照这个理想的模式来看慈禧，才能正确地认识她的错误与不足。我们不能把她和同时代中国的政治家相比，如果和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相比，李鸿章等人的见识不如她，孙中山思想超前，可是缺少实际的政治操作能力，所以，如果那样比下来，她反而是最优秀的人了。的确，也正是因为她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政治家，才能左右政局近50年。可是，也正是这位最优秀的人物水平也不过如此，中国也因此没有实现彻底的自我变革，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近代国家。

我们提出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是想说历史本应有另一种可能性，而且只有实现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自我变革。

一个能领导中国成功应对“三千年来有之变局”的理想的政治家应有如下特点：

1、具有娴熟的中国传统政治手段，是权术大师，唯有如此，才能控制住中国的政权（这一点素质，慈禧具备了）。

2、对于西方文明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何谓西方文明的本质？无非两条：一是科学思维，二是公共理性。何谓对西方文明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概括起来无非两点，一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而且完全彻底地学会运用科学思维和公共理性；二是在引入科学和现代政治体制后，中国将放弃什么，即对自己应付出的代价必须承受。比如，专制的皇权统治必然要放弃，传统的知识体系必须放弃。（在这一点上，慈禧是缺乏认识能力的）

3、明确必须接受西方的科学思维和公共理性的目标的话，应制定出逐步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案，包括教育科研、工业、商业、军事诸方面，均应有系统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行下去，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不断地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在这方面，慈禧完全没有概念，她的变革手段纯属被动应付，走一步看一步。）

从上述三点来看，慈禧不是个现代政治家，而是个传统政治家，她有时间、有机会将中国引上近代化的道路，如果她有正确的思想认识，是可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但遗憾的是她没有，所以她失败了，而她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的失败，她的失败不仅延误了中国五十年的发展机遇，而且使得国家日益衰亡，直到出现了几乎被日本人灭亡的惨局。这是我们对她最主要的批评。

而且，时至今日，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转型（即所谓的现代化）又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呢？以笔者悲观的看法，可能还没有超过慈禧太后的水平。因为我们仍没有一个系统的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的现代化战略。

当然，中国不是没有对于现代化问题认识深刻的思想家，如孙中山、毛泽东，均是有系统的现代化思想的政治家，只是孙中山没有机会实现自己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只实现了一部分，所以，才有今日中国之进步。然而，目前的某些思想是倒退，倒退回了慈禧的精神状态。

慈禧是一个旧时代的政治家，她的基本思维方式是旧式的，所以，在她的施政方针中，守旧、维持传统的地方多于创新、接受新生事物。她喜用旧臣，而且用旧臣中的开明派，对于过去行之有效的“祖宗家法”很看重，不轻易改变，她试图用旧臣变出新法，结果当然是缘木求鱼；而且，她对那些反对新生物、反对西方文化的人依然重用，这些人对变法派形成的阻力和掣肘，也是新事物发展慢的原因。这倒不是出于她平衡各种力量的权术考虑，而是她努力维持和谐稳定局面的政治理想。从根本上讲，她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所以，就不用铁血手段去推行各种现代化改革措施，比如搞同文馆，虽然她支持奕等改革派，帮他们抵抗保守派的攻击，但没有进一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变全国士大夫阶层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仍坚持科举制，结果导致没人愿意进同文馆，同文馆接近名存实亡。（参见刘北汜编《实况慈禧》P127），如果她在那时，废掉科举，改变民风，则格局完全是另一回事。

总的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事，不深入地进行社会动员，进而以强制性的手段自上而下强行推进的话，是绝不能成功的。今人多以为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推进现代化，殊不知，革命本身的直接目的不是现代化，而是夺取权力，只有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才有强制人民改变思维方式的力量，才能有实现现代化的条件。那么，如果说掌权者本身思想发生了变化，用手中既有的权力推动现代化改革，从理论上讲，也是可以做到的。彼得，明治，均如此，戈尔巴乔夫也如此。这一点上要批评慈禧，她本可以做得很好，可惜未实现自我的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