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手与棋子——或论张居正的悖论|万历|张居正|徐阶|棋子

世人皆道他是下棋的人。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入翰林，四十八岁成首辅，掌天下权柄凡十年。一条通天之路，被他走得步步生风，从容得不像在攀爬，倒像在沿着早已铺就的石阶信步而上。万历初年的紫禁城，人人都知道，真正的棋手不在乾清宫的御座上，而在文渊阁那间素朴的值房里。

可我总以为，他先做了棋子，才成了棋手。

嘉靖二十八年的北京城，空气里还飘着庚戌之变的余烬味道。二十二岁的张居正写下《论时政疏》，洋洋千言，直指朝廷“臃肿痿痹”之疾。那时的他，眼睛里还有少年人的清澈——以为这盘棋的规则，当是黑白分明，以为只要棋子落得正，棋局便能清朗起来。疏上，如石沉海。嘉靖皇帝正忙着斋醮炼丹，求他的长生大道。年轻的张居正第一次明白：棋子再好，若执棋人不看，便只是木石。

于是他学会了等待。在徐阶门下做编修，看严嵩与徐阶的生死弈。他沉默地研磨，记录，观察。看徐阶如何用二十年布一局，最后一子扳倒严嵩。那不是棋谱上的定式，而是血肉的消磨、时机的拿捏、人心的揣度。他在这漫长的观摩中，将自己从一块有棱角的石头，磨成了一枚圆润的棋子——圆润，是为了被拾起；温润的玉石底下，还是坚硬的质地。

隆庆六年，机会来了。皇权交接的缝隙里，他联合冯保，以内阁首辅高拱那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为把柄，一夜之间完成权力更迭。这一次，他主动跳进了棋局，成为关键一子。自此，四十八岁的张居正坐上了棋手的位置。

棋手张居正的第一着，是“考成法”。他要让这架庞大臃肿的官僚机器，像棋枰一样经纬分明。六部、都察院，所有文书往来，皆立账簿，月有稽，岁有考。滞者劾，误者罚。一时间，官场如考场，人人自危，案牍劳形。反对声如潮水涌来：“苛刻”“酷吏”“操切”。他不为所动，只在给友人的信里淡淡写道：“焉得人人而悦之？”

他知道自己在下怎样的一盘棋。这棋局太大——北有俺答，南有倭寇，国库空虚，流民四起。若按部就班，不过是苟延残喘。他要的，是重开一局。所以紧接着，“一条鞭法”推行全国，将繁杂赋役折为银两。清丈田亩，触碰的是天下士绅最根本的利益。阻力如山，弹劾如雨。有地方官被当地豪族设计陷害，自杀明志。消息传来，他沉默良久，在烛光下批复：“按律严办，不得姑息。”笔锋如刀。

他确实像个冰冷的棋手。儿子参加科举，他主动回避；弟弟犯罪，他下令严惩；故乡江陵的官员想为他父亲立牌坊，他厉声斥回。他甚至对皇帝，那个十岁登基、称他为“元辅张先生”的万历，也严苛得不近人情。皇帝的功课稍有懈怠，他便在朝堂上当众谏言，声色俱厉，让小天子战栗汗下。

所有人都看见了他的冷。却少有人看见，这冷的背面是什么。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病逝。按制，他必须回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其时改革正值攻坚，一旦离朝，所有新政都可能半途夭折。皇帝下旨“夺情”，令他留任。满朝哗然。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赵用贤上疏反对，言辞激烈，谓其“贪位忘亲”。张居正的反应是：廷杖。吴、赵二人被打得血肉模糊，终身残疾。

那一刻，连最支持他的人都心寒了。士林清议，将他比作王莽、曹操。他成了真正的孤臣。

可夜深人静时，值房里的烛光下，这个“冷面首辅”会不会想起二十三年前？那年他告假归乡，在江陵的草庐中为父亲侍疾三年。那时他还不是张居正，只是张白圭，一个尚有资格尽人子之孝的普通人。如今，他连这份普通都不能了。为了这盘棋，他主动把自己变成了最冷酷的那枚棋子——一枚不能有温度、不能有软肋、甚至不能有丧父之痛的棋子。

因为他是下棋的人。也因为，他深知自己仍是棋子。皇权才是真正的棋手。万历皇帝一天天长大，那双曾经敬畏地看着他的眼睛，渐渐有了审视，有了不耐，有了被长期压抑的怨怼。张居正感到了寒意，但他停不下来。这盘棋已到中盘，落子无悔。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死前七日，皇帝加封他“太师”，这是文臣生前从未有过的殊荣。他似乎终于下完了这盘棋，以棋手的身份安然退场。

然而棋局并未结束。

他死后第四天，弹劾奏疏便如雪片般飞向御前。九个月后，万历皇帝下令抄家。张家十七口被饿死在府内，长子自尽，余子充军。所有封赠尽数追夺，差一点就开棺戮尸。十年新政，除一条鞭法等少数条款外，大多废止。他苦心孤诣布置的棋局，被新棋手轻轻一抹，便乱了。

更冷的是身后名。有明一代，张居正始终是“权奸”的代名词。直到天启年间，才有人敢为他说话。而彻底平反，要等到入清之后。他成了一枚被弃的棋子，冰冷地躺在历史的角落里，任人评说。

所以我总在想：张居正究竟算赢了，还是输了？

作为棋手，他无疑失败了。身后家族惨祸，新政尽废，声名狼藉。

可作为棋子——那枚他主动选择的、最冷的棋子——他却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嵌入了历史的棋盘。

他推行的丈量田亩、简化税制，为后来“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打下了基础；他整顿的边防，让北方有了数十年的相对太平；他甚至以自身的悲剧，向后世展示了改革者的宿命：你要动这盘棋，就要准备好成为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