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之战
分析了发生在欧洲的那场三十年战争。就在三十年战争进行的同时，亚欧大陆的东边，明王朝与后金的战争也在持续进行中。萨尔浒之战的失败，让明朝丢失了关外战场的主动权。在此后的七年里，后金军队连战连胜。明军则是一路败退，眼看着山海关之外的领地，即将全部沦入后金控制之中。直到1626年，明朝迎来了它的转机。
这一年，明军在宁远，也就是今天的辽宁兴城，沉重打击了后金军队，取得了宁远大捷。
努尔哈赤遭遇了举兵以来的第一次大失败，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去世，以至于当时普遍流传说他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伤而死。
明熹宗激动地说，这是“七、八年来所绝无”的大胜，足以让边疆扬眉吐气。
为什么节节败退的明军忽然就能逆转败局呢？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欧洲火炮的使用。
这一战，宁远守城的明军使用了十余门来自欧洲的火炮，这些火炮威力巨大，给攻城的后金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
问题来了。这些火炮是怎么从欧洲来到这里的？明军真的找到这些火炮的最佳使用方法了吗？这就是今天要讲的问题。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些火炮是怎么从欧洲来到这里的？
宁远城的火炮
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花钱买来的。但宁远之战中使用的火炮还真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从沉船中打捞出来的。
此时的世界，大航海革命与火药革命的互动，推动了欧洲的大发展。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欧洲的技术开始向全球扩散。一种是贸易扩散，就像当年日本花重金从欧洲那里购买武器一样；另一种，就是欧洲沉船造成的意外扩散。
而宁远之战中，明军使用的火炮，就是从欧洲沉船上意外获得的。
原来，当时欧洲各国的商船已经频繁出现在东亚海域。而且在那个年代，商船和战船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同一艘船，打仗时是战船，做生意时是商船。为了在海上保护自己，商船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所以船上常常配备着欧洲最先进的火炮。
就在萨尔浒之战后的第二年夏天，一艘名叫“独角兽号”的英国商船抵达中国。
这是英国第一艘抵达中国的商船，却不幸在广东肇庆沿海触礁沉没。和船一起沉没的，还有船上的火炮。而英国，恰恰是当时欧洲海军火炮技术最强的国家。
三个月后，明王朝的地方官从沉船里打捞出三十多门舰载火炮，其中十余门重型火炮被运到了遥远的宁远前线。
换句话说，明军架在宁远城头，痛击后金军队的火炮，并非陆军用的陆战火炮，而是当时欧洲海军使用的重型舰载火炮。
那明军是怎么使用这些欧洲火炮的呢？
宁远之战的胜利
欧洲重型舰载火炮的特点是射程远，威力大。但因为太重，机动性差。一旦固定下来，就很难再移动。
所以，这种火炮一般只有三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是作为舰炮使用，装在船上，利用水的浮力移动。
第二个用途是作为攻城炮使用，用来攻击敌军的防御工事。
第三个用途是作为要塞炮使用，用来防御敌军对自己城池的进攻。
宁远之战中，明军选择的就是第三个用途。
但是，光有炮还不够。这种火炮还需要相匹配的炮弹，才能发挥威力；更需要复杂的几何测算，才能进行精准射击。
那么明军是如何解决这些技术难题的呢？
当时明朝内部有一个热心欧洲技术引进的小团体，他们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热心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寻求帮助，从而获得了制造炮弹的方法，并训练出最早的一批炮手。
而负责守卫宁远的指挥官袁崇焕，恰好是这个热心技术引进的小团体的一员。正是在这个组合的努力下，欧洲火炮发挥出了它该有的威力，明军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
这个胜利激发了明王朝引进欧洲火炮的热情。甚至出现了边关将领自己掏钱，仿制欧洲火炮的情况。皇帝也高度重视新式火炮的引进，著名学者刘宗周因为质疑西洋武器的重要性，甚至惹怒了皇帝，遭到撤职处理。
在这个背景下，明军的火炮技术得到迅速改良，制造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短短十几年里，明朝不仅实现了新式武器的国产化，还铸造出了在某些方面达到甚至超越欧洲水平的新式火炮。
这就再次说明，单点武器的引进，远没有想象中复杂。立足全球化，积极参与，就能通过技术扩散获得收益。而明王朝也没有排斥新技术，而是热烈拥抱了新技术。
但为什么热烈拥抱新技术的明朝最后还是失败了呢？
因为最终能够对战争胜负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单点技术的突破，而是系统性的变革。
从系统性变革去看欧洲火炮的影响，你就会发现，新武器既给明军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也造成了新的难题。
新式火炮给明军带来了两大利好因素：
第一，它非常有利于明朝海上力量的发展。
前面说了，这种新式火炮其实是海军用的舰炮，而且来自海上火炮技术领先的英国。这个时候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明朝和欧洲在制造业层面，不仅没有差距，甚至在很多领域还小占优势。这种优势，既体现在火炮制造方面，也体现在舰船制造层面。这就意味着，如果明王朝此时决定大力发展水师，依然可以快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旦有了强大的海军，明王朝就可以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立足山东、辽东、朝鲜三个半岛，开辟海上战线，配合陆地战线，让后金军队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第二件是立足东南沿海，利用日本出局的机会，全力填补东亚的海洋空白，崛起成为强大的海上力量。
但是，要做到这两件事情，需要明王朝大力调整自己的工商业政策，鼓励民间力量进行海上发展。这样既能深度融入全球化，又能开拓新的财政资源，形成立足工商业的战争动员体制。到时候，不仅后金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欧洲列强也很难与明朝在东方争雄。
可惜，明王朝始终没有进行这种改革。
反而是海盗郑芝龙自力更生，形成了强大的海上力量。后来，明王朝虽然招安了郑芝龙，却始终没有把这股力量整合进北方战场，也迟迟没有启动自己的海上发展战略，从而坐失了历史机遇。
欧洲火炮给明朝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它大大加强了明军在陆战中守城的能力。
但是，这个好处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可以用来守城的重型火炮，同样可以用于攻城。在火炮发展的一百多年里，欧洲的火炮威力已经得到了巨大发展。借助欧洲最新式的重型火炮，已经可以轻易摧毁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墙。
这对明朝来说利大于弊，因为城池体系正是明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重要基础。反过来，后金军队奉行运动战，反而较少守城。所以，明军很难得到机会去发挥这种火炮的攻城作用。后金军队反而有可能利用这种新式武器，击碎明王朝的统治基础。
在这种不对称的较量中，如果明军满足于用新式武器进行城池防御，就会遭遇典型的防御困境。因为明军要守备的据点很多，必然导致火炮要分散在很多个点上。而后金军奉行进攻战略，反而可以把有限的火器集中在一起，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进行攻击。而一旦后金军队拥有了欧洲火炮，战斗就会更加不利于明军。
可以说，作为新式武器的欧洲重型火炮，虽然是明军率先使用，也在短期内极大帮助了明军。但在本质上，这种武器其实对后金军的价值更大。
说穿了，明军能用的，只是战术上的防御价值。但后金军一旦掌握了这种新式武器，就将摧毁明王朝的体系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要突破消极防御的困境，发展积极防御的能力。
要发展积极防御的能力，就要具备打野战的能力。这就需要明军像古斯塔夫那样，立足新型的轻型火炮，发展机动灵活的野战炮。进而把火枪兵、长矛兵、骑兵、野战炮兵整合成一个互相支援的战术体系。
但是，这种战术体系意味着明朝不仅要改组军队，还要改组自己的财政制度和工商业政策。
而当时的明王朝，不仅很难进行这种力度的改革，甚至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看懂欧洲经验重要性的人。
事实上，明王朝最优秀的群体，也只能看到武器装备的重要性，而很难看到武器装备背后的作战体系。尤其是后勤、技术和组织的复杂互动，远远超出了明朝科举菁英的认知范围。包括赢得宁远大捷的袁崇焕，也只能想到“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法，本质上依然是消极防御。
这就决定了明朝既无法模仿欧洲，更无法自主创新出类似古斯塔夫的新作战体系。一旦不能实现这个突破，欧洲火炮就不仅无法救明朝，反而会带来巨大隐患。一旦后金军队掌握了这种新技术，就会补上自身攻坚能力差的短板，加速明王朝的灭亡。
战争中，矛和盾常常是同一种武器，关键看你如何运用。欧洲新式火炮带来了新的机遇，更带来了毁灭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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