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引发的债务危机,堪称中国商业史上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企业崩塌事件。这场始于2021年的系统性危机,不仅导致总负债超过2.6万亿港元的“宇宙第一房企”彻底瓦解,更将许家印本人及其庞大的关系网络——从家族成员、公司高管到商业伙伴——拖入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司法与债务清算漩涡。截至2026年2月,这场危机的影响仍在深度发酵,其处置过程已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法治化出清的标志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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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背景与债务规模:一个时代的终结

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并非一日之寒。自2021年流动性风险全面暴露以来,这家曾登顶中国房企销售额榜首的公司迅速陷入停摆。全国上千个项目停工,理财产品兑付逾期,供应商欠款堆积如山。截至2026年2月,恒大债务总额仍稳稳站在2.6万亿港元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年度GDP。更为严峻的是,全国累计已交付750万套难交付住房,多数房企的“保交楼”工作已接近尾声,可恒大仍有30多万套房子未交付,这意味着30多万个家庭至今仍在焦虑中煎熬。

2024年1月29日,香港高等法院正式颁布对中国恒大集团的清盘令,标志着其进入法定清算程序。2025年8月25日,恒大集团从香港交易所正式摘牌,结束了长达16年的上市历程。清盘人(由安迈顾问有限公司的杜艾迪和黄咏诗担任)已收到约3500亿港元的债权申报,但接管的公司资产总值仅约270亿港元,资产变现总额更是只有约20亿港元,回收率不足1%。巨大的债务窟窿与微薄的资产回收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决定了追责风暴必然指向个人。

二、许家印个人:从中国首富到司法囚徒

许家印本人的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自2023年9月28日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以来,他已被羁押超过880天。目前被羁押于深圳特殊拘留所,完全丧失人身自由,仅能作出一般性指示。

1. 司法指控与处罚

许家印面临多项严重的刑事与行政指控:

• 刑事方面:涉嫌非法集资(涉案金额超4000亿元)、财务造假(虚增收入5640亿元骗取债券发行)、单位行贿等罪名。业内普遍判断,数罪并罚下被判处无期徒刑是大概率结果。

• 行政方面:2024年5月31日,中国证监会对其处以4700万元顶格罚款,并作出终身证券市场禁入的处罚。截至2026年1月,其累计被执行金额已超过30亿元。

2. 资产被全面接管与冻结

香港高等法院已对许家印名下资产作出全球禁制令(玛瑞瓦禁令),冻结价值上限为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50亿元) 的资产。这些资产包括:

• 33家境外公司,分布在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

• 多处海外物业,位于中国香港、英国、美国等地。

• 奢华动产:包括两辆劳斯莱斯幻影(车牌分别为粤A98888和香港车牌HD3333)、私人飞机、游艇等。

• 7个以本人或境外名义公司开设的银行账户。

3. 关键司法败局:失去抗辩权

2026年2月3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作出终审裁定,全面驳回许家印就资产接管人任命提起的全部上诉,并下达刚性“除非令”。法院要求许家印在2026年2月20日下午4时前缴清120万港元诉讼费,否则将永久丧失在本案合并诉讼中的抗辩权。这意味着,逾期未付,许家印在后续资产处置、债务分配等所有环节中将失去“开口反驳”的资格,法院可单方面推进程序。许家印以“被内地拘留、沟通受限”等理由辩解无力支付,但法院查明其持续聘用高价律师团队,认定属“蓄意违令”,未采纳其辩解。

三、家族成员:技术性隔离的彻底失败

许家印试图通过“技术性离婚”和离岸信托为家族构筑的财富防火墙,在司法重锤下被逐一击穿。

1. 丁玉梅(前妻):全球资产被追索

丁玉梅在2022年恒大爆雷前与许家印“技术性离婚”,试图切割资产。然而,这一安排被司法认定为无效的资产转移行为。

• 资产冻结:2025年11月26日,香港高等法院批准恒大申请,扩大对其资产禁制令范围,允许在加拿大、直布罗陀、泽西和新加坡等地强制执行她名下超过2.2亿美元的境外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其在伦敦拥有的33套豪宅(价值4980万英镑)也被纳入追索范围。

• 生活限制:银行账户被冻结,每月支出受到严格限制,仅获批每月2万英镑生活费。

• 连带影响:其持股4.3%的创尔生物因股权冻结导致上市计划被迫叫停。清盘人正在追讨她2018至2020年获取的3.59亿美元股息。

2. 许腾鹤(次子):接班人梦碎

许家印次子,曾被视为恒大接班人,曾任恒大财富负责人。

• 被调查:2023年9月28日被带走调查。

• 家族内讼:2024年2月,其母丁玉梅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他,追讨10多亿港元借款本息。

• 信托被击穿:2025年10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击穿许家印为子女设立的23亿美元离岸信托。法院查实信托的投资决策、受益人调整等核心权力仍在许家印手中,信托资金被用于购买伦敦房产,所谓的资产隔离未成立,信托资产需用于还债。

3. 许火健(侄子):家族关联企业的牺牲品

广州恒大实业集团董事,许家印侄子,其命运与家族关联企业深度捆绑。

• 关联企业:其与父亲许家钦(许家印哥哥)控股的广州雅旭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长期担任恒大项目的核心装修承包商,恒大业务占比超90%,经营模式近乎“寄生式”。

• 资产拍卖:2026年1月,名下广州侨鑫·汇悦台317平方米豪宅被司法拍卖,起拍价4400万元人民币,所得用于清偿债务。

• 信用破产:名下有31条限制高消费提示,个人信用彻底破产。

四、恒大系高管:“打工皇帝”与“铁杆心腹”的末路

以夏海钧为代表的一众恒大核心高管,同样未能逃脱法律的追责,其境遇从巅峰跌落谷底。

1. 夏海钧(前总裁):600亿资产被全球冻结

这位昔日的“打工皇帝”年薪曾高达2.7亿元,在2009至2022年间累计从恒大获取薪酬达18.55亿元人民币。

• 转移资产企图暴露:2024年6月,清盘人发现他试图以8200万港元“骨折价”急售香港柏傲山顶层复式豪宅(2019年1.6亿港元购入),被认定为转移资产。

• 全球资产冻结:香港法院随即冻结其名下约600亿港元的全球资产。2025年1月2日,香港上诉法庭驳回其针对该冻结令的上诉许可申请。2026年1月,上诉庭再次判其上诉“没有胜算”,维持原判。

• 巨额追索:清盘人正通过诉讼,追讨其在2017至2020年间取得的约60亿美元非法分红及酬金。

2. 潘大荣(前首席财务官)

• 被调查:2023年9月被带走接受调查。

• 行政处罚:2024年3月,证监会对其处以900万元罚款,并采取十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深交所亦对其给予公开认定十年不适合担任相关职务的处分。

3. 其他核心高管集体“沦陷”

根据公开信息,恒大系核心管理团队已彻底崩塌,普遍面临“身陷囹圄、资产冻结、巨额追索”的局面。主要包括:

• 柯鹏(前地产总裁):因涉及深圳旧改项目利益输送、恒大物业134亿资金挪用案被刑拘。

• 甄立涛(恒大物业前董事长):涉及134亿存款违规质押案被查。

• 杜亮(恒大财富法定代表人):因在爆雷前提前赎回理财产品引发巨大风波,被警方带走调查。

• 刘永灼(恒大汽车前总裁):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 朱加麟(恒大人寿前董事长):因违规将保险资金投向恒大关联项目,严重违反监管规定被调查。

五、合作伙伴与投资者:产业链上的惨烈牺牲

1. 南通三建:从行业巨头到资产清零

这家曾登顶全球承包商第21位的建筑巨头,是恒大危机中最惨烈的牺牲品。因被恒大拖欠360亿元巨款,公司资产负债率突破101%,所有者权益跌至-2.63亿元,彻底资不抵债。项目全面停工,拖欠大量农民工工资,其最后持有的上市资产于2025年被司法拍卖,最终划归国资,创始人成为身负上千条限制消费令的失信被执行人。

2. 马云:12亿元投资血本无归

即便是精明的商界领袖也未能幸免。马云在2014年曾出资12亿元入股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持有50%股权。随着恒大危机爆发,俱乐部资产被冻结,陷入欠薪欠税困境。马云最终仅勉强收回部分估值很低的设备资产,其在采访中坦言这是其投资生涯中一次重大的失败。

六、司法程序与资产处置:一场跨境持久战

1. 接管人制度全面实施

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委任杜艾迪和黄咏诗(同时也是恒大清盘人)为许家印全部个人资产及业务的共同接管人兼管理人。这一任命旨在防止资产转移、保障判决执行。尽管许家印以“利益冲突”等理由上诉,但被法院驳回,认为清盘人最了解资产关联情况,由其担任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2. 离岸信托被司法击穿

此案的一个里程碑式裁决,是香港法院击穿了许家印为子女设立的23亿美元离岸信托。法院引用“沙布拉禁令”原则,明确指出:只要法院认定被告对信托享有实际控制权,且设立信托的目的在于规避债务,便可直接冻结信托内的资产。这向市场传递了清晰信号:复杂的离岸架构并非逃避债务的“法外之地”。

3. 资产处置缓慢推进

尽管资产被大规模冻结,但变现偿债的过程异常缓慢且艰难。恒大旗下资产正被打折处置,例如惠州棕榈岛高尔夫球场以1.5亿元起拍(评估价2.63亿元),长沙恒大童世界地块以2.83亿元成交(评估价5.05亿元,折价44%)。金融债权更是以“地板价”转让,如民生银行一笔23.6亿元的恒大债权包仅以3.19亿元成交,折扣约1.35折。

七、社会影响与深层警示

恒大危机的影响已远超商业与金融范畴,演变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心理与行业治理危机。

1. 彻底改变行业生态与购房者心理

恒大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生态和普通购房者的心理。过去“大房企不会倒”的信仰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买房优先选现房、选稳健的房企,摒弃了投机心态,转向居住本质。这标志着靠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扩张的旧时代已然落幕。

2. 对“家族式商业”的致命警示

恒大案例深刻揭示了“家族式商业布局”在风险来临时的致命弱点。企业扩张期的家族绑定或许能凝聚合力,但一旦企业崩塌,这种缺乏风险隔离的关联就会成为危机传导的加速器,让所有关联者付出沉重代价。许家印试图通过离婚、信托进行的技术性隔离,在司法面前彻底失效。

3. 彰显跨境司法协作与法治刚性

香港高等法院在此案中展现的司法刚性,以及对“程序正义”的绝对坚守,具有标志性意义。无论债务人地位多高、资产隐匿多深、架构多复杂,法院通过全球禁制令、接管人制度、击穿信托等一系列组合拳,清晰宣告:在法治社会,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法外之地”。这维护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法治声誉,也为跨境债务处置树立了典范。

4. 对企业家责任与商业伦理的重塑

许家印从首富到囚徒的结局,是对所有企业家的沉重警醒:商业的归商业,法律的归法律。任何试图利用信息不对称、复杂架构或特权地位来挑战司法权威、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最终都将付出惨痛代价。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创始人的个人责任,在危机时刻将被无限放大和追溯。

结语

截至2026年2月21日,许家印及其牵连的“大佬们”仍深陷司法与债务的泥潭。这场危机远未结束,其清算过程可能持续数年。但可以肯定的是,恒大事件已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深刻注脚。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其留下的教训——关于合规经营、风险隔离、敬畏法律、企业家责任——将长久地影响着中国商业社会的未来走向。在泡沫褪去之后,唯有对规则与责任的坚守,才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唯一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