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马里千翻开日记本的前一天，南方桂柳前线传来的消息让人透心凉：日本人已经打过了大榕江。
大半个中国被打得支离破碎，可偏偏在西北哈密这片地界，另一场听不见枪响的“硬仗”，正在戈壁滩上死磕。
这仗打得没硝烟，对手是漫天的黄沙、毒辣的日头，还有一条掐着国家咽喉的公路。
马里千这天的任务是从哈密往七角井赶，这趟路一百九十公里。
搁现在，一脚油门下去，两个钟头也就到了。
但在1944年，这就是一道鬼门关，得耗上一整天，而且每往前挪一步，都得在心里打无数个算盘。
咱们不妨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看看，那时候的人想在戈壁滩上活命，心里得算清几笔什么样的糊涂账。
头一笔账，是拿“时间”换“脑袋”。
天还没见亮，马里千就爬起来了。
外头阿訇晨礼的唤礼声刚响起来。
按老理儿说，出门赶路讲究个“赶早不赶晚”，尤其是穿戈壁，早走一分钟，心里就踏实一分。
可他愣是没动窝。
车轮子在龙王庙跟前刹住了，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半天没动静。
图个啥？
图军队的护送。
这决定看着挺不着调：明知道路远（一百九十公里戈壁滩），明知道天黑前赶不到宿营地得玩命，为啥还要把大清早的金贵时间耗在庙门口死等？
理由很简单，在1944年的新疆，治安比时间值钱。
那会儿世道乱，单枪匹马在沙漠边上晃悠，碰上的可能不光是沙尘暴，保不齐就是土匪或者散兵游勇。
马里千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没几杆枪护着，这一百九十公里就是去送死。
与其贪那点赶路的时间，不如把命保住。
这一等就等到八点一刻，车队才算挪窝。
这时候日头早就爬上来了，照着远处天山顶上的积雪，晃眼得很。
景色是真不错，可对赶路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天里最凉快、最舒服的那两个多钟头，已经白白扔掉了。
这买卖划算吗？
太划算。
只要能全须全尾地到地儿，比啥都强。
第二笔账，是一笔关于“活下去”的工程账。
车队往西扎进去，眼前除了戈壁还是戈壁。
这地方就一个死穴：没水。
大概九点十分那会儿，路边出现了一幕让人直瞪眼的景象。
马里千赶紧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么一笔：
路边的坎儿井（日记里叫坎井），一排排一列列，有的能拉出去两公里长，每一列都得有五六十个井眼。
这工程量，大得吓人。
你可能会纳闷：在这么个鸟不拉屎、半天见不着一个人影的地方，犯得着费这移山填海的劲，去挖这几公里的地下暗沟吗？
直接引地面的雪水就不行？
还真不行。
这就是戈壁生存的残酷法则。
这地方日头毒，蒸发量大得惊人，水要是走明渠，没流出几里地就被太阳晒干了、被沙土吸没了。
想把天山的雪水引到绿洲来，唯一的招儿就是让水在地下钻地道。
这几列长达两公里的坎儿井，那是几代人把命搭进去才挖出来的。
这笔账是这么算的：要是不扔下这巨大的血本去挖井，这儿就不可能有绿洲，二堡、三堡这些落脚点就得从地图上抹去。
没落脚点，这条横穿西北的交通大动脉立马就得断气。
所以，这哪是种地的水利工程，这是保命的战略投资。
快十一点的时候（十时四十九分），车队到了三堡。
眼前的景象，算是给上面的投资回了本。
在这个汉人和维族老乡混居的地方，不光有“漂亮”的庄稼地，种着芝麻高粱，更绝的是，这荒岛一样的地方，居然戳着个警察分局，还有个小学。
在一片被戈壁围死的孤岛上，养着一个警察局和一所学校，这行政开销大得没边了。
值得吗？
要是按做生意算，裤衩都得赔光。
但要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看，这钱必须花。
哪怕这儿就几十户人家，只要灶台还冒烟，这条路就是通的，国家的手就能伸到这儿。
马里千在这儿吃了碗刀削面。
这碗面，全靠那几公里坎儿井引来的水，还有警察局维持的秩序，才能安安稳稳端上桌。
下午的路程，让人看到了维持这条生命线的另一种代价——人的代价。
下午两点来钟，车队路过瞭墩。
这地儿虽然挂着派出所的牌子，可原本四户人家大多都搬空了，那股荒凉劲儿直往骨头缝里钻。
就在这无人区，马里千碰见了两拨人。
一拨是下午两点一刻碰见的电工队。
他们正顺着杆子往北去修电话线。
另一拨是三点四十五分遇上的两个邮差。
这俩人赶着几头驮满邮件的骆驼，正往西边晃悠。
把这两个画面拼一块看，特别有劲儿。
可他们干的是同一摊子事：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死命护着信息的流动。
那个修线的电工，可能好几天连个活人影都见不着；那两个赶骆驼的邮差，这一走可能就得在戈壁上耗半个月。
图啥？
不图名不图利，这是一种没法选择的“硬扛”。
马里千是个读书人，看着天山积雪，脑子里蹦出来的是李颀的《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他想的是历史的苍凉和昨天战报带来的憋屈。
可对于那些修线的电工、赶骆驼的邮差来说，哪有闲工夫扯那些诗情画意。
他们的任务简单粗暴：线断了得接上，信到了得送达。
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戈壁滩上，才硬是把这条路撑成了一个完整的通讯网和物流网。
这天的路走得也不顺溜。
正午十二点，麻烦来了，车趴窝了。
风呜呜地刮，一车人就这么被扔在茫茫戈壁里。
搁现在，打个救援电话就行。
但在1944年的戈壁滩，车坏了只能自己救自己。
他们鼓捣了四十分钟，一直折腾到十二点三十五分才重新打着火。
这四十分钟里心里有多发毛，马里千没细说，但咱能想出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风沙呼啸，真要修不好，那后果谁都不敢想。
下午五点，车队进了山区，路更难走了。
“两边的山像是要挤过来”，公路就在沟底下来回绕。
快到七角井的时候，还得翻过像坟包一样的土梁子，路上全是虚土，车颠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
终于，熬到下午六点零三分，车队进了七角井。
这一天，他们硬是啃下来一百九十公里。
咱们回头盘盘这190公里的“成本账”：
时间账：从早上八点一刻磨蹭到下午六点，耗了快十个钟头，平均一小时跑不到二十公里。
保命账：得靠军队护着，还得在庙门口干耗着等。
基建账：全靠那庞大的坎儿井系统吊着沿途绿洲的一口气。
人工账：全靠那些孤独的电工和邮差拿命在撑场子。
这就是1944年的中国大西北。
虽说南边的防线像纸糊的一样被捅破了，大榕江也没守住，可在这片西北戈壁滩上，这个国家还在咬牙坚持运转。
照样有人在挖井，照样有人在种地（哪怕就两户人家），照样有人修电话线，照样有人送信，照样有警察守着那几间破房。
马里千在日记里感叹世道太乱。
但他记下来的这些琐碎事儿，刚好回答了一个大问题：
在这个最让人绝望的时候，中国为啥没散架？
答案不在那些震天响的口号里，全埋在那一列列钻地的坎儿井里，藏在那一队顶着风沙修线的电工身上。
就是这种认死理儿的韧劲，硬生生熬过了那个最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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