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境小城做生意这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规矩，看着是铁打的，但人心总是肉长的。
我们公司和朝鲜有来料加工的合作，一批又一批的朝鲜姑娘们来到这边，缝纫、剪裁、整烫，手艺没得说。她们的生活很简单，厂房、宿舍两点一线，中间隔着的是指导员寸步不离的目光。那种目光我太熟悉了——像探照灯，扫过的地方，所有的表情都得收起来，只剩下低头和沉默。
那天，外协厂的货好了，需要人去拉回来。不巧团长回国了，厂里只剩指导员坐镇。我硬着头皮去找他：“指导员，借几个人，就半天，拉完货就回来。”
他看看我，没说话。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按照规定，姑娘们出厂，必须是他或者团长亲自跟着，像押运贵重物品一样。可现在他手头有事走不开。
“你也知道，我们那几个中国人，岁数加起来快四百岁了，搬不动那些成衣。”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还是你们朝鲜姑娘利索，一会儿就完事。”
指导员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好吧，就相信你一回。你亲自带队，出了事，你负责。”
“放心吧。”
我后来常想，他那句“相信你”，分量其实挺重的。
六个姑娘被叫到院子里，站成一排，低着头。指导员用朝鲜语交代着什么，语气很严肃，我听不懂，但看表情就知道——无非是“注意纪律”“听从安排”“别惹麻烦”之类的话。我在通勤车里等着，看着那个场景，心里莫名有点不是滋味。
指导员终于走了。姑娘们上了车，安静得像六只不会叫的鹌鹑，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谁也不说话。
车子发动，驶出工厂大门，拐上大路。
起初还是沉默。但慢慢地，有人开始偷偷往窗外瞟，看一眼，赶紧收回目光，过一会儿，又忍不住瞟一眼。窗外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普通的街道，普通的店铺，普通的人来人来。但对她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风景。
突然，坐在后排的一个姑娘轻轻哼起了歌。是朝鲜的民谣，调子很欢快的那种。
哼了几句，旁边的人也跟着哼起来。渐渐地，六个人都加入进来，声音越来越大。不知道谁先拍了第一下手，然后大家都开始拍手，打着节拍，脸上露出笑容——不是那种礼貌的、克制的笑，是真正的、从心底溢出来的笑。
车厢里的气氛一下子热了起来。
我和司机对视一眼，都笑了。这哪是刚才那群低着头的小鹌鹑？分明是一群飞出笼子的小鸟。
姑娘们一边唱一边互相打趣，指着窗外的店铺叽叽喳喳地讨论。这个指着一家服装店，那个指着一个小吃摊，好像在说“你看那个”“你看这个”，眼睛里满是新奇。有一个姑娘甚至鼓起勇气问我，那家店是卖什么的？我用半生不熟的朝鲜语加手势解释，她听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她们平时被保护得太好了——或者说，被看管得太严了。每周的思想汇报，定期的主题学习，还有那些永远挂在嘴边的口号，把她们框在一个安全但也狭窄的圈子里。今天，指导员不在身边，这个圈子暂时打开了，她们终于可以像普通二十来岁的姑娘一样，对这个世界露出好奇的目光。
到了外协厂，姑娘们下了车，二话不说就干起活来。她们嘴里哼着刚才的曲子，脚下生风，把一包包的成衣从仓库搬到车上。我喊她们歇会儿，喝口水，她们摆摆手，继续干，一边干一边还互相比赛，看谁搬得快。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也顾不上擦，但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断过。
不到一小时，活全干完了。装好车，准备返程。路过一家小超市，我叫司机停车，进去买了六支雪糕和六瓶可乐。
当我把这些东西递到她们手里时，她们愣住了。那个眼神我至今记得——惊讶，不敢相信，然后是抑制不住的喜悦。
“谢谢！谢谢！”她们用生硬的中文说着，双手接过东西，像捧着什么宝贝。
有个姑娘拿着雪糕，翻来覆去地看包装，舍不得拆。拆开以后，又舍不得大口吃，伸出舌尖，小心翼翼地舔一下，然后眯起眼睛，笑得像个小孩子。另一个姑娘拿着可乐，对着瓶身研究了半天，指着上面的英文字母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可口可乐，世界有名的。她点点头，把瓶子举起来对着阳光看，红色的液体在光线下显得格外鲜艳。
她们互相分享着雪糕，你尝一口我的，我尝一口你的，然后叽叽喳喳地讨论哪个味道更好。那瓶可乐，她们也舍不得打开，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兜里。
回程的路上，车厢里依然热闹，但快到工厂时，气氛渐渐安静下来。
我注意到，有两个姑娘把大家手里的可乐收了起来，用外套包好。车刚停稳，她俩就第一个跳下车，头也不回地跑向宿舍。
我知道她们为什么跑——她们要把可乐藏起来。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被指导员发现。因为在指导员眼里，这瓶可乐代表着外面的世界，代表着“不该有”的欲望，代表着可能会让人思想出问题的诱惑。
看着她们消失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那一瓶可乐，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最普通的饮料，但对她们来说，却是一种需要偷偷藏起来的奢侈。而更奢侈的，是那个下午短暂的快乐——那种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时刻绷紧神经、可以自由地笑自由地唱的快乐。
回到办公室，我一个人坐了许久。
我想起指导员那句“就相信你了”，想起姑娘们唱起歌时的笑脸，想起她们用舌头舔雪糕的认真模样，想起那两件包着可乐匆匆跑回宿舍的外套。
这些姑娘们在中国打工，用自己的双手缝制出漂亮的衣服，却很少有机会穿上这样的衣服走出工厂。她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却离我们的生活那么遥远。但那个下午，至少在那一小段路上，在那个没有指导员的车厢里，她们就是一群普通的年轻姑娘——会唱歌，会好奇，会因为一支雪糕而开心得像个孩子。
后来，这批活干完了，她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天厂房、宿舍两点一线，每周汇报思想，每次出厂依然要有指导员跟着。我不知道那几瓶可乐最后怎么样了，是被偷偷喝掉了，还是被发现没收了，或者一直藏在某个角落里舍不得打开。
但我知道，那个下午，她们的笑是真的，歌声是真的，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也是真的。
而我能做的，不过是当了一回临时的“监护人”，带着她们走了一小段路，在那个短暂的间隙里，让她们做了一会儿自己。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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