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从“师夷制夷”到媚“夷”的角度看莫X获诺奖》，作者王随学，头条资料显示“陝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
本人也是某作家协会会员，如今证书找不到了。既然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那证书就是废纸一张，我可没那么大脸拿来装门面。王随学先生一定有很好的作品，能否告知我拜读？
读了这篇文章，有几个常识性问题要请教。
1
王随学说：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师夷”之路，始终带着明确的民族诉求——师西方之长，补自身之短，最终实现“制夷”自强，守护民族文化根基。
（莫言）作为中国作家，他本应立足中国乡土、扎根民族生活，以文学笔触记录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奋斗与希望……践行“师夷制夷”的文化初心。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不是中国人的“文化初心”，王随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一无所知，只是拿了一个新词乱贴。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魏源提出来的。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也要有坚船利炮。魏源的主张在当时是可贵的，可是他的《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反而是日本学术界如获至宝。待他的主张被李鸿章等人接纳，中国走向现代的脚步已经落后三十年了。
比魏源更进一步的，是张之洞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当时的中一些人看来，西方只是“奇技淫巧”，我们就学他们的“技”就行了。然而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失败，让中国人再次陷入长考：原来军舰鱼雷只是产品，这产品的背后，是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在支撑，我们要系统学这些“西学”，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文化道德，这个“中学”是根基。这时候“西学”指表现为先进技术，它只为“中体”服务，凡是大清国的体制、道德、哲学、文学等各方面，全都属于“体”的范畴。
再以后，是新文化运动。有识之士痛苦地发现，学习西方技术几十年了，我们仍然没什么发展；帝制变成民国政体了，仍然不行。于是陈独秀高扬“民主、科学”的大旗，称之为请来的“德先生”“赛先生”。鲁迅说，如果不改变国民性，“招牌虽换，底色照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还是其他什么”，“全不行的”。这俩人说的是一回事。
张之洞的局限正在于把“中学”和“西学”对立起来，新文化运动正是全面突破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王随学先生如果没有时间读中国现代史，那么去看看电视剧《觉醒年代》，看看新文化运动如何造就了一代新人，看看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带出了哪些学生，看看中国共产党如何走上历史舞台的！
王随学先生仅仅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上，把这叫“文化初心”，你的历史从哪个学校学的？
2
王随学说：
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原本承载文学价值的荣誉，也沦为西方文化霸权筛选“代言人”的标尺。
部分知识分子的“师夷”初心逐渐异化。他们看清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强大，看清了西方奖项对“符合其叙事”者的青睐，便主动抛弃民族立场，迎合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以贩卖民族苦难、抹黑民族形象为代价，换取西方的掌声与名利，完成了从“师夷制夷”到“媚夷求荣”的彻底沉沦。
王随学既然是作家，那就只说文学，看看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那一刻起，是不是“迎合西方叙事”。
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成功，第一他懂医学，第二他遇到了一个“狂人”原型，第三他借鉴了果戈里的同名小说。这篇小说对“吃人社会”的发现，从思想到技巧，是迎合了西方叙事吗？
郁达夫的《沉沦》，写留学生因压抑而自读、偷看女人洗澡、听野外男女幽会、寻找风月场所，这样一个不甘沉沦的“沉沦者”的精神上的痛苦、赤裸裸的告白，在当时被骂“肉欲描写”“诲淫诲盗”，这是迎合了西方叙事吗？
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写挣扎在“灵与肉”中的女人，男女之事表现相当大胆，尤其是对女性情爱心理的捕捉，在当时的文坛不啻是个重磅炸弹，鲁迅、叶圣陶、茅盾都为丁玲的横空出世而高兴，这是迎合了西方叙事吗？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写农民由于欠下高利贷，把妻子典当给了一个急于要生儿子接续香火的秀才；罗淑的《生人妻》写农民由于贫穷而卖妻的故事；艾青的《赎罪的话》，写城市的郊外，到处是私生子的尸体，“贫穷、迷信、礼教”，“比任何动物都更狂热地残害生命”，这些作品，是迎合了西方叙事吗？
还有，沈从文的《柏子》《丈夫》《萧萧》，老舍的《月牙儿》《骆驼祥子》，太多了。
王随学既然看到了“西方叙事”，那么对应的，一定有“东方叙事”喽？
那么李白的“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杜甫的“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白居易的“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苏轼的“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所有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笔下的艰难人生，又是迎合了谁呢？
文学，只有表达技巧的区别，从来没有什么“东方叙事”“西方叙事”的区别，文学表达的是人。所以文学具有超越特征，这是恩格斯都论及过的。
王随学先生难道认为“东方叙事”，应该是明清小说中常见的大团圆文学、粉饰文学、说谎文学吗？这可是鲁迅等人提炼的“吃人”表现之一呢！
3
王随学说：
莫X便是这种异化的典型代表。他的“师夷”，早已不是理性的借鉴，而是全盘的臣服；他的创作，已不是民族心声的表达，而是媚“夷”求荣的投机。
莫X迎合这种需求，彻底抛弃了“师夷制夷”的初心，沦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传声筒”，而诺贝尔文学奖，便是对他这种媚“夷”行为的最高“嘉奖”。
这段话实在是太可笑了。
莫言这一代作家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在八十年代中期。1985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丛书》，198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马悦然教授谈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莫言的《红高粱》已经诞生了。
王随学先生应该不小了，对自己的亲历也如此健忘吗？1980年前后，书店里摆上《新华字典》，三天就缺货，那时候书籍就是如此短缺，这是《读书》杂志记载的事。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八十年代初期，莫言可能连诺贝尔文学奖都没听说过，如何想着自己要“迎合西方叙事”，只为获得诺奖？！
想着获得诺奖而写作，1000年也没戏，不信王随学先生自己试试。
王随学先生更是没有看懂莫言的书，他只看到了“苦难”，却看不见莫言笔下那种生生不息的雄强力量。
莫言笔下，你可以看到欲望、无序、混乱、活着如苏轼“人如鸭与猪”的状态，唯一看不到的，就是怯懦。
难道你只看到《红高粱》中余占鳌的乱闯，却看不到民族意识的觉醒？难道你只看到《丰乳肥臀》的苦难，却看不到上官鲁氏拒绝成为“祥林嫂”的反抗？难道你只看到《生死疲劳》的各种折腾，却看不到那“义牛”的孤独的千古英雄气？
莫言借鉴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的一些技巧，但他的文学之根是扎进中国本土的，不要说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偏好，《生死疲劳》连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都用上了，他何曾有什么媚“夷”？
王随学也在强调“民族文化的繁荣兴盛”，然而他的途径是“唯有坚守‘师夷制夷’的初心”，这途径荒唐透顶。你愿意坚守你尽管去做，没人拦着你。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师夷”，这个阶段是150年前的事，今天我们是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走向全世界，这一过程中，我们学别人，别人也在学我们，这叫交流互鉴，无论是科技、管理、文学、体育，全都是如此。
因此，从文学角度说，我期待看到更多中国作家走出去，他们的作品走出去，大美汉语走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民族文化的繁荣兴盛标志。
刚听说刘震云获得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我相信这不是刘震云的“迎合”，而是中国文学的又一个成果。
既然体育界世界冠军拿到手软，为什么文学得奖就是“迎合西方”？王随学先生作为作家，你是心里有些不舒服呢，还是脑袋里仍然存在“师夷”“体用”的糊涂账？或许两者都有吧？！
砚边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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