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3年的长安，晨露未晞时已听见西市的驼铃。这不是普通的朝代更始，而是一场盛大的时代启幕——唐玄宗李隆基踩着韦后的废墟登上皇位，改元“开元”。
这两个字，仿佛一道符咒，解开了大唐最绚烂的封印。
那时的长安，是世界的肚脐眼。朱雀大街宽得能跑马，万国来朝的使臣挤爆了鸿胪寺。你看那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此一留就是几十年，最后把骨头都埋在了中国；看那波斯商人，牵着骆驼运来玛瑙、香料和狮皮，又把大唐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装满行囊。
这是一个“米价跌落到三文钱”的黄金时代。史载户口数从不足千万暴涨至九千余万，国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甚至到了“红腐不可食”的地步。这哪里是数字？这是千年后我们依然仰望的烟火气。
但开元盛世的魂，不在粮仓，而在诗酒。
李白来了，带着“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杜甫来了，虽还未染上后来的沉郁，却也写下了“会当凌绝顶”的少年意气；王维在辋川别墅里弹琴，孟浩然在黄鹤楼上送友。那个时代的空气里都飘着墨香，连贩夫走卒都能哼两句五言绝句。
然而，盛世最怕的不是外敌，而是“飘”。
李隆基前期是“励精图治”的代名词，后期却成了“享乐主义”的俘虏。他把朝政扔给“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自己躲进深宫和杨贵妃演《霓裳羽衣曲》。为了那一口岭南的鲜荔枝，驿马跑死了一路，百姓的怨气也积了一路。
最致命的伏笔埋在边疆。为了开疆拓土，他设立了十大节度使，把兵权像撒胡椒面一样给了安禄山这样的“胡人狼王”。当中央的精兵猛将都握在藩镇手里，长安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金山。
公元755年，渔阳的鼙鼓终于敲响。
那一刻，正在骊山温泉水里泡着的李隆基才猛然惊醒：原来“极盛”与“极衰”之间，只隔着一次放纵。繁华的表象被撕开，露出了底下腐烂的肌体。
开元盛世，像一场过于绚烂的烟火，美得惊心动魄，却也因为太过短暂而让人痛彻心扉。它留下的不仅是“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怀旧，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所有的盛世，都经不起无休止的透支；所有的繁华，若无硬骨头支撑，终将化为尘埃。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西安城墙上眺望，仿佛还能看见那个万国来朝的影子，只是风中多了一丝叹息——那是对辉煌的致敬，也是对虚空的警醒。
（全文约1000字，文艺风格融合历史细节与诗意想象，标题28字制造时空张力与悲剧美感，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成就、权谋隐患及安史之乱伏笔，符合今日头条用户对深度历史美学的阅读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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