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粉们平日里总爱编造各种离谱的谣言，还总结出一套朗朗上口的歪理。
“唐诗宋词明小说，清条约”。他们张口闭口就说清朝只有一堆丧权辱国的条约，压根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文学成就，把清朝描绘成一片万马齐喑、文化凋敝的黑暗时代，就连“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逾越的高峰”这种公认的官方定论，他们都能视而不见、拒不承认。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单就拿小说文学的成就来比一比，清朝真的就不如明朝吗？
今天我们就掰开揉碎了，好好说道说道这个理。
一
在明粉眼里，他们总觉得明朝小说是空前繁荣的巅峰，而清朝就是一片文化荒漠，压根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然而只要摆出行之有效的权威数据，这种荒谬论调就会不攻自破。
首先，就来好好拆解明清两代小说体文学的数量对比，这悬殊的差距足以让任何嘴硬的明粉哑口无言——清朝小说呈爆发式增长，在数量上全面超越明朝。
以下是根据学界权威工具书对明清小说数量进行的资料汇总与核查，所有数据均附原始文献出处，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推敲：
先看文言小说的数量对比，这可是明粉口中“明朝强项”的领域。
明朝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编，1981）明确收录明代文言小说，据统计为695种。
再看清朝，《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宁稼雨撰，1996）里白纸黑字写着：“全书按时代分为‘唐前’‘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代’‘清代至民初’五编，收录正名2184种与异名516种。”
单是清代至民初的文言小说数量，就远超明代；更不用说《全清小说》（欧阳健、欧阳萦雪编，文物出版社）的记载：“此部小说收录总数逾500部，总字数过3000万……是迄今为止清代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就这数据，还敢说清朝文言小说比不上明朝？
再看白话小说的数量对比，这才是真正的“碾压局”。
明朝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1990）记载，该书收录“自唐代变文至清末之通俗小说……共一千二百余种”，其中明代部分约占100-160种（据该书内容推算），而且明确提到“明代长篇小说流传至今约五六十部；短篇小说数以百计”。
再看清朝，还是这本《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清代部分约占400种左右（据该书内容推算），数量直接是明代的2-4倍！
更狠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石昌渝主编，2004）的记录：“本卷著录对象是1912年以前写、抄、刻、印成的白话小说作品，共收小说1251种。”
这1251种里，清代白话小说占比超过75%，明粉所谓的“明朝优势”，在这里连影子都看不见！
还有更打脸的近代小说专项统计（陈大康等）：“据统计，近代小说共有2671种。由时间分布看，明清两代共544年，其中，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后72年问世的小说为前472年的3倍。”
这72年，绝大部分都在清代，如此恐怖的爆发式增长，明粉们是选择性眼瞎了吗？
我们再来算一笔总账，看看明清小说的总量对比。
明朝的文言小说695种，加上白话小说100-160种，合计也就约800-900种，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和《中国通俗小说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确实是明代小说奠定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等主要类型，这一点我们不否认。
但清朝呢？文言小说500-695种，加上白话小说约400-1000种，再加上近代2671种中包含的清代后期作品，总量直接冲到约1500-2300种，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总量是明代的2-3倍！
而且这些数据还能交叉印证，根本做不了假。
第一，文言小说数据一致性：《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载明代695种；《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收录先秦至1919年文言小说正名2184种，其中清代占比约25%-32%（约500-695种）。
《全清小说》收录500余部。三者数据相互印证，清代文言小说数量与明代相当或略多。
第二，白话小说数据梯度证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显示清代白话小说约400种，是明代的2-4倍。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著录1912年前白话小说1251种，清代占比超75%；近代小说专项统计显示晚清72年小说数量为前472年的3倍。
三重数据均证明清代白话小说呈爆发式增长。第三，总量结论可靠性：综合所有权威数据，清代小说总量（文言+白话）约为明代的2-3倍，这一结论在学界已形成共识。
最后还有几点补充说明，避免有人钻牛角尖。第一，明代《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著录白话小说161种的数据，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等权威工具书存在差异，可能是统计口径不同（如是否包含残本、异名等）导致。
第二，“汉程文学”统计的清代白话小说约1000余种，与《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数据基本吻合，虽非学术权威，但可作为辅助参考。
第三，最关键的一点是，清代小说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明代，在质量上更是达到巅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艺术成就——这一点，就算是最偏执的明粉，也无法否认吧？
以上所有数据均来自学界公认的权威工具书，原文引证清晰，可交叉印证。
那些还在喊“清朝小说啥也没有”的明粉，麻烦先把这些数据看完再说！
二
要说清朝小说的厉害之处，可绝不止是数量碾压明朝那么简单，在题材类型的丰富度上，清朝更是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和升级，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格局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明朝固然诞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流传千古的经典，但受限于当时市民阶层的规模和影响力，小说创作的题材大多集中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故事等少数类别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套路。
可清朝不一样，它在全盘继承明代小说传统的基础上。
就像给文学创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硬生生拓展出才子佳人、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等诸多全新题材，更诞生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样的巅峰之作，直接把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水准推向了无人能及的高度。
试问一句，明朝有哪一部小说能达到《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艺术高度？又有哪部作品能像《儒林外史》一样，把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人性百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咱们先从理论著述的角度看，清代文人对小说类型的认知和梳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自觉意识，这可是明朝远远比不上的。
清代刘廷玑在《在园杂志》里就专门论述过小说的流变，他说：“明代《三国志》、《水浒》、《西游》、《金瓶梅》四大奇书……近日之小说，若《平山冷燕》、《情梦柝》、《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等类，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犹不至于大伤风俗。若《玉楼春》、《宫花报》，稍近淫佚。至《灯月缘》、《肉蒲团》、《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间传》、《痴婆子传》则流毒无尽。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悉当斧碎枣梨，遍取已印行世者尽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 （卷三）
这段话里，刘廷玑一口气列举了清代才子佳人、艳情等多个类别的小说，足见当时题材的繁盛；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则直接给小说划定了范畴：“小说……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卷一百四十）
这种对小说价值和类型的评判，恰恰印证了清代小说题材的多样性，已经到了需要官方出面梳理甄别的地步。
再看作品自序与评点，清代的小说家们早就有了清晰的题材自觉，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有明确的定位，不像明代小说那样大多是“跟风创作”。
就拿《红楼梦》来说，甲戌本凡例里就写着：“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
还专门题诗感慨：“诗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分明就是作者对“人情世态”题材的精准定位，宣告这部书要写的是闺阁儿女的悲欢离合，是封建家族的兴衰沉浮，和以往的历史演义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里更是一语道破这部书的题材内核：“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
这是多么明确的讽刺小说定位，专门瞄准科举制度下的儒林众生相，这样的题材自觉在明代小说里可是极为罕见的。
还有蒲松龄的《聊斋自志》，他直言：“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清清楚楚交代了《聊斋志异》的神魔志怪题材属性，以及自己的创作初衷，
李渔在《连城壁》序言里说：“无声戏之书，非于史氏之书也。……但取人情中一节而描写之，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点明了这部书聚焦日常人情的题材特点；黄周星在《补张灵崔莹合传》里则说：“此传虽小说，然其事皆核，其文亦雅，可补正史之阙。”
为才子佳人题材的小说正名，强调其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些作者的自述，就是清代小说题材百花齐放的最好证明。
我们再看看官方目录的分类著录，这可是最权威的证据，直接能看出清代小说题材的丰富程度已经得到了官方认可。
《四库全书总目》直接把小说家类分成了三派：“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
这种分类方式，恰恰对应了清代小说里的人情世态、神魔志怪、琐语笔记等多个题材。
而《清史稿·艺文志》在子部里专门列出了十四类，其中第十二类就是“小说”，这意味着小说的地位在清代得到了极大提升，而支撑这种提升的，正是题材多样、数量庞大的小说作品。
最后从作者自述的创作题材来看，清代小说家的创作视野简直开阔得惊人，完全突破了明代小说的题材局限。
袁枚在《子不语》序里说：“余生平寡嗜好……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譬嗜味者餍八珍矣，而不广尝夫蚳醢、葵菹则脾困；嗜音者备《咸》、《韶》矣，而不旁及于《侏》《僸佅》则耳狭。”
他创作《子不语》，就是为了收录那些奇闻异事，拓展读者的视野，这正是清代志怪小说题材繁荣的体现。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补充说：“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
足见当时投身神魔志怪题材创作的人不在少数，形成了一种创作风气。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里先承认：“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
但话锋一转，又强调《儒林外史》的独特之处：“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就是清代小说的创新之处——在继承明代经典的基础上，开拓出讽刺批判的全新题材，达到了明代小说从未企及的思想深度。
这么多铁证摆在眼前，谁还敢说清朝小说万马齐喑，远不如明朝？
清代小说不仅在数量上远超明朝，更在题材丰富度和艺术高度上实现了全面超越，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三
接着往下说，城市规模的变迁，才是清代小说能全面碾压明朝的根本底气，这也是那些闭眼吹明的人最刻意回避的关键背景。
没有庞大的城市人口和繁荣的消费市场，小说写得再好也只能束之高阁，哪来的爆发式增长？
从明清州府城市的规模对比就能看得明明白白，明代前期的苏州、杭州、常州等江南核心城市，规模本就有限。
到了明代后期，城市规模虽有扩张，但幅度小得可怜。然而，在进入清代中期和后期，这些城市直接迎来了跨越式增长。
苏州从明代后期的25万人口规模，飙升到清代后期的100万，明代的《明史·地理志》明确记载：“苏州府城……洪武四年，计户四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三，口二百四十一万五千三十四。”
这里的人口是整个苏州府的，府城人口不过25万左右。
可到了清代，《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里写得清清楚楚：“苏州府城……乾隆间，四方商贾辐辏，侨居户外甲于天下，故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吴城烟火奚啻百万。”
《嘉庆重修一统志·苏州府》更是补充道：“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群萃而州处，其户口之蕃衍，人物之殷阜，至不可以数计。”
百万人口的规模，放在当时就是世界级的大都市！
杭州从明代后期的20万，增长到清代后期的60万，明代《万历杭州府志》卷二十九记载：“杭州府……洪武二十四年，户二十二万四百三十五，口七十万八千二百二十一。” 府城人口也就20万。
可到了清代，民国《杭州府志》卷五十七引《咸丰情形》直言：“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咸丰纪元以前，城中户口之繁，当不下百万。”
人口直接翻了数倍！常州也从明代后期的3.6万，攀升至清代中期的6.7万，明代《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七记载：“武进县……洪武二十四年，户五万五千五百九十三，口三十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三。”
县城人口仅3.6万；到了清代，《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卷十一记载：“武进、阳湖两县（常州府附郭）……嘉庆二十五年，实在男丁一百九万三千六百四十四口。” 人口增长幅度同样惊人！
再看市镇的数量，江南地区的市镇增长更是直观反映了清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就说苏州府的市镇数量，史料明确记载：“（明）正德 7 9 9 14 6 45 ……（清）乾隆 11 7 8 9 14 5 14 24 8 100。
整理自《乾隆苏州府志》等地方志”，从正德年间的45个，暴涨到乾隆年间的100个，翻了一倍还多！再看整个江南八府一州，“江南八府一州明后期有市镇329个，至清乾隆嘉庆,增至517个，约有20个已是千户以上的大镇。”千户以上的大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些市镇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消费市场，而小说这种通俗读物，恰恰是这些市镇居民最爱的消遣。
清代的《皇朝经世文编》里就专门议论过市镇规模：“一议市镇。常邑大镇有四。在东者曰梅李。芝塘。在南者曰唐墅。在西者曰田庄。其它二三百户者。东西错杂。不下十数。” 密密麻麻的市镇，就是小说传播的最佳渠道。
人口多了，市镇旺了，商业和书坊自然跟着繁荣起来，这可是小说发展的“硬件基础”，清代在这方面甩了明朝十条街都不止。
我们看笔记史料里的记载，叶梦珠在《阅世编》里就对比过明清松江的书坊：“松江之书坊，始于万历初年。……至崇祯末，阖郡止三四家。国朝以来，书坊之盛，比于姑苏矣。”（卷十“纪闻”）。
明朝末年整个松江府才三四家书坊，到了清朝直接赶上了苏州的规模，这扩张速度简直惊人！
他还在卷二“袜”条里写：“前朝（明）袜店俱在松江，后移苏州。……至崇祯之末，而声价渐劣。……本朝（清）则从上海、嘉定翻刻者，字迹实恶，而价愈贱矣。”
连袜子这种小商品都能在各大城市间流通，更别说小说这种需求量大的读物了！
再看扬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九记载：“郡中（扬州）书肆，多在天宁门街，及辕门桥一带。……如汪氏问礼堂、顾氏蟫巢皆其著者。刻工多江宁人。” 书坊扎堆的地方，就是小说的集散地！
苏州的商业繁荣更是不用多说，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二十四“孙春阳”条里写：“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
一个南货铺都能开成“州县署”的规模，足见苏州的商业有多发达；他还在同卷里记：“镇之有是庵也，创自前明……我朝雍正、乾隆间，尤称极盛，游人之多，士女之杂，古所未有。凡百玩好、戏剧、禽鸟之属，纷然丛集。”（《锡金识小录》卷十一）
市镇里游人如织，各种娱乐消遣应有尽有，小说怎么可能不火？
更关键的是，清代的印刷技术进步，直接拉低了小说的成本，让普通百姓都能买得起，这可是明朝想都不敢想的。
金简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里就说：“武英殿聚珍版……自乾隆三十八年始，至五十二年，共刻成一百三十八种。……较之雕版，工省价廉，事半功倍。”（奏议及凡例） 聚珍版印刷比传统雕版省时又省钱，书的价格自然降下来了，普通市民也能轻松买一本小说回家读，这就形成了“创作—刊印—消费”的良性循环。
最后再看市场需求，这才是驱动小说创作的根本动力。
《红楼梦》第一回里就写得明明白白：“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
这就是清代城市居民的真实写照——他们有钱有闲，就爱读那些“适趣闲文”，这种庞大的需求摆在那里，作家怎么可能不拼命创作？书坊怎么可能不拼命刊印？
反观明朝，城市规模小，读者群体有限，印刷成本高，书坊数量少，就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经典，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流传。
两相比较，清代小说的繁荣哪里是什么“凭空出现”？分明是城市扩容、市场繁荣、技术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
四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小说在数量和题材上的巨大差距，压根就不是什么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两个朝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天差地别的直观体现。
清朝小说之所以能迎来全面繁荣，说白了就是市镇文化遍地开花、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城市规模急剧扩容这几股力量一起发力的结果。
明朝小说确实为后世打下了坚实的底子，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这些经典类型都是在明朝成型的，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城市小、市民少、市场窄，根本没法实现爆发式的发展。
而清朝就不一样了，它靠着更成熟的市民社会、更繁荣的商品经济，直接把中国古代小说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那些一口一个“清朝只有条约没有文学”的明粉，不过是被狭隘的偏见蒙住了双眼，根本看不到历史的全貌。
评价一个朝代，总不能揪着人家的短板死骂不放人家的短板死骂不放吧？更要看到它在文化领域的辉煌成就。
毕竟，一部《红楼梦》的万丈光芒，可比那些不平等条约的阴影，要耀眼、要值得后人铭记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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