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百年前的英国人会拼命的论证汉语是上帝的语言？|拉丁语|汉字|汉语|英语单词

文/胡铁瓜

就说在三百五十多年前，有个英国老哥，名叫约翰·韦伯，他这辈子都没踏过中国的地界，却愣是吭哧瘪肚熬了好几年，写了一厚本专著，拍着胸脯跟全欧洲的老学究喊：中国的汉语，就是人类最早的那门原装原封的原初语言，就是《圣经》里说的，上帝没打乱人类口音之前，全地球人通用的那套话！

这话搁1669年的欧洲，直接炸翻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咱先说说这书的名字，长得跟老太太的裹脚布似的，直译过来叫《历史论文：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的可能性》，咱今天听着觉得这老小子是不是闲得慌，搁这儿扯犊子？但当时欧洲那帮顶尖的知识分子，是真的正儿八经坐那儿抠细节论证，一点没当玩笑看。

要了解这事，咱就得先整明白，这帮老外当年为啥疯了似的找所谓的“原初语言”？这事儿根儿上就在《圣经》里的巴别塔故事。按《圣经》的说法，大洪水过后，全人类都说同一种话，用同一种语言，大家抱团要建一座能通天的巴别塔，说白了就是想挑战上帝的权威。上帝一看这还了得？直接一挥手，打乱了人类的语言，让大家互相听不懂对方说啥，塔自然就建不成了，人类也从此散落到了世界各地。

那问题就来了，这帮欧洲老学究就琢磨：巴别塔之前，人类跟上帝通用的那套“宇宙通用语”，到底有没有留下来？要是留下来了，到底是哪国话？一开始他们都盯着希伯来语、拉丁语，觉得这俩才是最正统的，结果韦伯直接一拍大腿：别搁那儿瞎找了！就是汉语！

咱今天看韦伯的逻辑，可能觉得有点强行扯犊子，但搁当时的欧洲语境里，那真是把无数老学究给震住了。按《圣经》的年表，大洪水来的时候，诺亚带着老婆、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一家八口人登上了方舟，躲过了灭世的洪水，成了全人类的新祖宗。而咱汉字里的“船”字，你拆开来看，左边是个“舟”，就是小船的意思，右边的“㕣”拆开，正好是“八”和“口”——一艘舟上，坐着八口人，这不就跟诺亚方舟的故事严丝合缝对上了吗？

不光是“船”字，当时还有传教士带回去的其他汉字，也把这帮老外给看傻了。比如“婪”字，上面是个“林”，下面是个“女”，他们一琢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不就是在伊甸园的林子里，受了诱惑偷吃了禁果，才有了人类的贪婪吗？这不就正好对上了？还有“塔”字，左边是土，右边是“荅”，拆开是“合”和“口”，他们说，这不就是大家合起伙来用同一种口音建巴别塔吗？

咱今天看这些，就当个历史趣闻听个乐呵，知道这是老外拿自己的文化往汉字上硬套，但当时的欧洲人是真信啊！韦伯还在书里补了个核心推论：大洪水之后，只有跑去建巴别塔的那拨人，被上帝打乱了语言，而咱中国人的老祖宗，压根就没去凑这个热闹，早早就跑到东方的土地上定居了，自然就把人类最初的那套原初语言，完完整整给保留下来了。

这话一出，直接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汉语热”，连当时欧洲鼎鼎有名的大学者莱布尼茨都着了魔。要知道，莱布尼茨那可是和牛顿齐名的主儿，微积分的发明者，那是欧洲顶尖的大脑。他看了韦伯的书，还有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汉字、《易经》的资料，直接就陷进去了，天天跟在中国的传教士白晋写信，追着要汉字的详细资料。他甚至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里明确写过，汉字是一种“全人类都能懂的普遍文字”，哪怕你说的话不一样，只要你认识汉字，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这不就是巴别塔之前，人类梦寐以求的那种通用语吗？

可能有人说了，这都是三百多年前的老黄历了，咱今天唠它有啥用？哎，你还别不当回事，这事儿往深了唠，你就会发现，这帮老外为啥几百年了，一提起汉语就觉得邪乎，总觉得这玩意儿自带一种高维度的信息量，根本不是他们那套字母文字能比的。

因为语言这东西，说到底就分两大派，一派是表音文字，一派是表意文字。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语言，什么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全都是表音文字，唯独咱的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还在十几亿人里大规模通用的表意文字。很多人其实根本没闹明白，这俩玩意儿的底层逻辑，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那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

咱先说说表音文字，说白了，这玩意儿的核心逻辑特别简单，就是用二十多个字母，给声音做编码。啥意思？就是一串字母拼在一起，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诉你它该怎么读，你先把它的音读出来，再通过这个读音，去对应你脑子里死记硬背下来的那个意思。

咱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就跟训练牲口似的，你对着马喊“驾、驾、驾”，时间长了它就知道是让它往前走，你对着猪喊“噜、噜、噜”，它就知道你要给它喂吃的。你看，这里的“驾”和“噜”，本身跟“往前走”“吃饭”没有半毛钱关系，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声音，你用这个声音，对应了一个固定的意思。表音文字的本质，就是给这些声音做了一套统一的编码，让大家看到同一串字母，能发出一样的音，仅此而已。

但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这套字母编码，和它指代的那个东西，本身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关联。前阵子我刷红迪网，就看见个美国小伙子发的帖子，说自己学汉语学到“百叶窗”三个字的时候，直接被整破防了。他说，“百叶窗”这三个字摆在一起，哪怕他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也能瞬间脑补出画面：上百个像叶片一样的薄片，装在窗户上，甚至能想象出阳光透过叶片缝隙洒下来的样子。

但你再看英语里的百叶窗，叫“blinds”，这个词跟窗户、叶片、阳光有半毛钱关系吗？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发音代号，你看见这个词，大脑里得先把它转化成声音，再通过声音去调取你死记硬背下来的那个物体形象，平白无故多拐了一道大弯。更有意思的是，这个“blinds”还有“盲人”的意思，一个词俩完全不搭边的意思，你不背，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咱再举个更接地气的例子，就说咱东北人冬天顿顿离不开的“酸菜”。你看这俩字，“酸”是味道，“菜”是食材，俩字放一起，哪怕你是个从来没吃过酸菜的南方朋友，也能瞬间明白，这是个带酸味的菜，对吧？但你看英语里的酸菜，叫“sauerkraut”，我的妈呀，一大串字母，你把它拆碎了，能看出来它是个啥？跟酸有关系吗？跟菜有关系吗？啥也看不出来，你只能死记硬背，背错一个字母都不行。

这种“直接表意”的特性，让汉字成了全世界信息密度最高的主流语言，没有之一。咱说句实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咱中国人常说的“学会三千个常用字，走遍天下都不怕”，这话真不是扯犊子，是有实打实的数据撑着的。

根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还有这么多年来对国内主流报刊、书籍、网络文本的汉字覆盖率统计，有个特别明确的结论：你只要掌握了1000个最常用的汉字，就能覆盖日常书面语里92%左右的内容；掌握2000个常用汉字，覆盖率直接冲到98%以上，要是你掌握了3000个常用汉字，那就能覆盖99%的现代汉语文本。

啥概念？就是一个中国孩子，只要小学毕业，正常掌握了3000个常用汉字，他就能无障碍地看新闻、读小说、刷文章，甚至去翻《论语》《史记》这样的古籍，也能看懂个大概。哪怕遇到从来没见过的新词，比如“人工智能”“航天器”“新能源”，只要他认识组成这几个词的汉字，就能立刻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根本不用特意去背、去查字典。

那换了英语呢？咱也不瞎编，就看美国布朗大学语料库、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对英语词汇覆盖率的权威统计数据：英语里最常用的3000个单词，哪怕算上它们的时态、词性变形，也只能覆盖日常文本里84%左右的内容，就算你辛辛苦苦背到5000个单词，覆盖率也只能到88.6%。

想要流畅地读一本原版小说、看一篇主流媒体的深度报道，你至少要掌握8000到10000个英语词汇，而一个英语母语的成年人，想要做到真正的无障碍阅读，平均需要掌握2万到3.5万个单词。这就意味着，一个老外哪怕背了3000个英语单词，扔进英语环境里，依然和文盲没什么区别，看新闻看不懂，读小说读不懂，甚至连个产品说明书都看不利索，遇到一个没见过的单词，就只能抓瞎。

咱就说这个对比，够不够直观？你学3000个汉字，就能当文化人了，你学3000个英语单词，还是个睁眼瞎。有个网友说的特别形象：咱学的是语言的“十三代源码”，人家学的是“编译后的执行程序”。表音文字是一维的线性编码，只能顺着发音一条道走到黑，而汉字是高维的立体编码，它在一个完整的意义网格里定位信息，每一个汉字，都不只是一个字，而是一个活着的、能无限组合的意义单位。

更要命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越来越多，表音文字的词汇量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根本没有尽头。出现一个新东西，汉语只需要用现有的汉字组合一下就行，根本不用造新字。咱就说一个“电”字，有了电之后，就有了“电脑”“电视”“电话”“电梯”“电网”“电车”“电池”，你不需要重新学新的字，只要把核心的“电”字往上一摆，哪怕是没上过几天学的人，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老外就不行了，电脑是computer，电视是television，电话是telephone，电梯是elevator，电网是power grid，电车是tram，电池是battery，这几个词之间有个毛线逻辑关系？这就像你家里添一件新家具，就得重新学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新名字，毫无规律可言，只能死记硬背。

现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收录的单词，已经超过了60万个，而且还在以每年几千个的速度往上涨。有人做过统计，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词汇量也就几万，现在直接翻了几十倍。咱就琢磨琢磨，再过一百年，英语的词汇量说不定就突破百万了，到时候别说外国人学英语了，就算是英语母语者，也得一辈子不停背单词，不然分分钟就被时代淘汰。

还有个更有意思的点，就是同音词的问题。很多人杠，说汉语同音词多，容易混淆，其实恰恰相反，汉语的同音词，靠汉字直接就给区分开了，根本不会混。比如“公式”“攻势”“工事”，这三个词读音完全一样，你光听发音可能分不清，但是一写出来，每个词的意思都明明白白，一点不会乱。

但表音文字就不行了，比如英语里的“there”“their”“they're”，读音完全一样，写出来也差不了多少，别说外国人了，就是英语母语者，写的时候都经常写错。还有“flower”（花）和“flour”（面粉），读音完全一模一样，你光听发音，根本不知道对方说的是花还是面粉，只能靠上下文猜，这不就麻烦了吗？

咱再说说联合国的文件，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中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同样一份文件，永远是中文版本的最薄，页数最少。为啥？就是因为汉语的信息密度太高了，同样的意思，用汉语只需要最少的字符就能说清楚。有专业机构做过统计，同样的内容，中文的篇幅大概只有英语的60%左右，你说哪个效率高？

不光是传统的书面语，现在到了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大模型爆发的年头，汉语的优势就更明显了。现在的大模型，都是靠token（令牌）来处理内容的，一个汉字大概对应1.3个token，而一个英语单词，平均要对应2到3个token。同样的指令，用中文写，token数更少，大模型处理起来速度更快，准确率也更高。有业内的人做过测试，同样的任务，用中文输入，大模型的处理效率比英语高了将近40%，你说这玩意儿牛不牛？

可能有人又说了，你说的这些都是现在的事儿，那三百多年前的韦伯，为啥说汉语是原初语言？他除了那个诺亚方舟的巧合，到底还看到了啥？咱说实话，真正让这帮老外震撼到骨子里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神学巧合，而是汉字那种能跨越几千年时光，核心本意纹丝不动的超稳定性，这在表音文字的世界里，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咱就说，今天你随便走进一家博物馆，看见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上面刻着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哪怕你不是学考古、学古文字的专业人士，也能认出不少字。比如“日”，甲骨文就是画一个圆圈，中间加一个点，明明白白就是太阳的样子，“月”就是一弯月牙的形状，“山”是三个连在一起的山峰，“水”是流动的波纹。哪怕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几千年的演变，这些字的本源依然清晰可见，我们今天看到它们，依然能一眼明白是什么意思。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这两个字。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刻在西周早期的何尊上，也就是那句著名的“宅兹中国”，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刻下的“中”和“国”，我们今天依然能认出来，依然能明白这两个字的核心含义，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周人，对天下之中的那份认同。

这种跨越千年的传承性，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一个能打。咱就拿英语来对比，你让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去看莎士比亚的原文，那不过是四百多年前的东西，现在哪怕是英国本土的大学教授，看着都头疼。为啥？因为四百多年里，英语的发音、语法、单词的意思，全变了。

比如莎士比亚原文里的“quick”，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快”，而是“活着的”的意思，“let”不是“让”，而是“阻止”的意思，“meat”不是“肉”，而是“食物”的意思。普通人拿起来，跟看天书没什么两样。那要是再往前推，六百年前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那更是彻底的外语，哪怕是英语母语者，不经过专门的系统学习，一个句子都读不懂。要是再往前推一千年，古英语的《贝奥武夫》，那跟现在的英语，根本就是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除了专业学者，没人能看懂。

四百年的时间，就让一门表音文字变得面目全非，而我们的汉字，跨越三四千年，依然能被普通人轻松识别，这在老外看来，根本就是神迹。咱就琢磨琢磨，为啥汉字能做到？因为我们彻底躲过了表音文字致命的“语音漂变”劫难。

表音文字的命门，就绑在语音上。语音是一定会变的，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流动，朝代更迭，人们的口音一定会变，一代人跟一代人的发音不一样，一个地方跟一个地方的发音不一样。而记录语音的那些字母，一旦发音变了，就成了历史的僵尸，后人根本无法通过几百年前的拼写，对应到今天的词义，自然就读不懂前人的文字，文明也就断了。

但汉字是表意的，它直接跳出了语音这个泥潭。哪怕这个字的读音，在一千年里换了十几种读法，哪怕你在北京说普通话，在广东说粤语，在福建说闽南语，在东北说东北话，发音天差地别，甚至互相之间都听不懂对方说啥，但是只要写出来，字形是一样的，核心意思就永远不会变。

咱就说，东北人跟广东人唠嗑，可能一个说“你瞅啥”，一个说“你睇咩嘢”，互相听着跟外语似的，但是一拿出笔写字，“你看什么”，俩人全懂，一点障碍没有。你再看欧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住的地方就隔了一座山，说话发音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成了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的字母也不一样，互相之间都快看不懂了。还有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全都是拉丁语演变来的，就因为发音变了，就成了不同的语言，原来的拉丁语，现在除了教会和学者，没人会说了，这不就是文明断了吗？

而汉字这种超稳定性，带来的是一种足以震撼人心的体验：一种超越线性时间的、可以直接与古人对话的通感。两千五百多年前，《诗经·小雅》里写下了十六个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今天咱们读起来，不管你是在东北还是海南，不管你读成什么口音，那个画面瞬间就会涌到眼前——春天的风拂动着柳条，一个即将远行的人站在路口，衣袖被风吹起，满心都是不舍，等他打完仗返乡的时候，已是寒冬，大雪漫天飞舞，天地间一片苍茫，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文字就是这样，它把那一刻的风、那一刻的人、那一刻的情，像琥珀一样完完整整凝固住了。哪怕我们跟那个写诗的无名士兵，从未谋面，相隔了二十多个朝代，几百场战火纷飞，就因为这十六个字，我们能在完全不同的时空里，拥有一模一样的感动。

咱再举个更熟悉的例子，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距今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现在的小学生都能读懂，都能感受到那种深夜里的思乡之情。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距今一千二百多年，我们今天读起来，依然能感受到安史之乱后，他心里的那种悲痛和无奈。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距今快一千年了，我们今天中秋的时候，依然会用这句话来表达思念。

这些一千多年前的文字，我们今天读起来毫无障碍，甚至能和古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事儿，在表音文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你让一个今天的英国人，去读一千年前的英语诗歌，他根本就看不懂，更别说共情了。

咱再说说汉字里藏着的那些情感和智慧，很多字，你拆开来看，就能明白老祖宗的道理。比如“孝”字，甲骨文的写法，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儿子扶着老人，就是孝，这个意思，几千年了，从来没变过。比如“友”字，甲骨文是两只手握在一起，互相帮助，就是朋友，到今天，这个意思依然没变。比如“忍”字，心上一把刀，那种咬着牙扛着的隐忍，那种克制不住的疼痛，全藏在这一个字里，不用任何解释，一眼就懂。

比如“家”字，屋檐底下有头猪（豕），在农耕时代，家里有牲口，有烟火气，有安稳的日子，就是家，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归属感。比如“愁”字，就是心上的秋天，万物凋零的萧瑟与悲凉，扑面而来，不用多说，你一看就懂。

这种“可视化”的情绪、逻辑和温度，在拼音文字里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表音文字是冷冰冰的约定俗成，是强行绑定的发音和意义，而咱们的汉字，是有生命的，是有态度的，是带着几千年的文化记忆和情感温度的。

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很多人天天写汉字、说汉语，反而把这玩意儿的神奇给用麻木了，就跟天天呼吸空气似的，不觉得它有多金贵。甚至还有人说，汉字难写，不如26个字母简单，还有人觉得文言文过时了，是老掉牙的糟粕，当年甚至还有人嚷嚷着，要把汉字彻底拉丁化、拼音化，跟国际接轨。现在回头看看，真的是后背发凉。

如果当年我们真的那么做了，今天咱们的孩子会面对什么？他们会读不懂唐诗宋词，看不懂诸子百家，两千多年的历史典籍，会变成一堆只有专家才能破译的天书。他们再也无法通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感受到李白的乡愁，再也无法通过“大江东去，浪淘尽”，感受到苏东坡的豪迈，再也无法通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受到范仲淹的家国情怀。那才是真正的文化断层，才是真正的丢了根。

可能有人抬杠了，说啥高维低维的，不就是个说话写字的玩意儿吗？还分高低？所有语言都是平等的！这话没错，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自己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没有贵贱之分。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汉字和表音文字的底层逻辑，从来都不在一个赛道上。表音文字是一套记录声音的工具，而汉字，是一套承载文明的系统。

三百多年前，约翰·韦伯隔着万里重洋，从汉字里看到了人类原初语言的影子，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着这门语言，写着这些方块字，却常常忽略了它背后藏着的，跨越了几千年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