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贾似道的心理阴影
鄂州之战给贾似道留下的心理阴影,不止这个真真假假的鄂州和议,还有一群让他感觉特别不舒服的傲慢武将。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后,奉行的是尊文抑武的国策,在日常的政务活动中,有皇帝撑腰的文官,地位全面压制了武将。武将平时当然不说什么,做出一副恭恭谨谨的模样,但是心里却是一直憋着火的。一到战场上,他们就会抓住机会表现出对文官不懂军事的轻蔑,甚至用语言和行动羞辱自己的文官上司。
贾似道算是文官出身,而且是文官里面档次最低的那一种,他都不是经过科举入仕的进士,而是先靠父亲的军功当上了小官,然后靠着姐姐在皇帝那里吹的枕边风才逐渐做大的,这是最让人瞧不起的那种仕途,职位越高,蔑视越重。
所以,贾似道在鄂州前线的时候遭遇了比其他文官更大的尴尬。他身为前线总指挥,有时候为了鼓舞士气亲自去督战,本想成就一段周公瑾“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般的佳话,但是高达每次都要在旁边说:“巍巾者何能为哉?”意思是:别装样子了,你们这种文官怎么干得下来打仗这种事情?
高达是当年李曾伯派去收复襄阳的得力干将,岘山石刻《纪功铭》上都有他的名字,资历本来就老,这些年来战功卓著,深得宋理宗的器重。李曾伯被排挤出京湖战区之后,他俨然成为了留在京湖地区的李曾伯系将领的领头羊。
有了高达的带头,曹世雄、向士璧等其他将领也不太买贾似道的账,有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商量了就执行,别说给贾似道请示了,连通个气的想法都没有,这让贾似道非常不爽。鄂州大捷之后,贾似道成为宋理宗面前的股肱之臣,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回想起当初在鄂州遭遇的种种白眼,贾似道决定要把这口恶气狠狠地出出来。
02 先清除反对势力
当然,已经坐到这个位置的贾似道肯定不会单纯地为了发泄而发泄,他在心里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利用这一次机会将那些不服从他管教的武将全部归置一遍,能调教就调教,不能调教就放弃——政治意义方面的放弃,甚至更残酷。对指挥官来说,一个在战场上不听话的将领,再能打也没什么用处。
而贾似道想到的手段,叫打算法,换成现代术语,就叫查账。
我根据《宋史•理宗本纪》的记载粗略统计了一下,从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蒙军开始进攻到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蒙军撤走这段时间里,宋理宗为了前线的战事支出了至少一亿七千万钱,以及绢银二十七万匹两的军费,还不包括其他零零星星的奖赏、抚恤等。
这个金额是相当恐怖的,作为宋理宗来说,这笔钱他不得不出,因为这是保皇位和江山用的,是火烧房子的时候往里面泼的水。但是所有的皇帝都一样,等战事平息之后,他就会琢磨一个问题:这里面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前线将士的身上?
贾似道很聪明,他敏锐地揣测到了皇帝的心理,就给宋理宗建议查一查这些武将的账,看看他们有没有贪污行为。
在查账之前,贾似道需要先扫清自己在朝廷里的障碍。文官武将盘根错节,大家都是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人,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络,一着不慎是要被反噬的。他必须要保证自己在朝廷里具有最高的并且唯一的话语权,免得到时候其他人联合起来反对他,所以他提前授意御史弹劾自己最大的对手,左相吴潜,理由是吴潜反对将忠王立为太子。
宋理宗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就选择了自己同母胞弟赵与芮的儿子赵孟启为养子,很明显今后就要把皇位传给他。赵孟启的母亲地位很卑贱,当初怀上了赵孟启之后,赵与芮家族认为她“不配怀这个孩子”,给她强行灌了堕胎药。但孩子并没有流产,而是最终被生了下来。
可能就是药物的原因,赵孟启的身体素质非常差,生下来“手足皆软”,智商也不够,“至七岁始能言”。偏偏赵与芮此后就再也没有生下儿子,赵孟启就成为了他们两兄弟唯一的儿子,于是就成为“全家的希望”,被宋理宗封为忠王。
此时朝廷南渡已经一百多年,宗室早就恢复了昔日的规模,本来有无数孩子供宋理宗选择,但是宋理宗不想让皇位离开自己家,便强行把赵孟启立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度宗)。
吴潜认为,赵孟启这样的低能儿不适合当皇帝,尤其是现在正在跟蒙古打仗,选择这么一个货色来领导国家恐怕不是好事,就给宋理宗上书说“忠王无陛下之福”。意思是,陛下你当年以宗子的身份当上了皇帝,现在忠王没有你这个福分。
宋理宗很生气,正好御史上书弹劾,干脆就在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四月将吴潜罢相,就这样,贾似道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相,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事了。
03 武将们都要崩溃了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贾似道精心筹备的打算法正式开始实行。为了避免作弊,他采取的办法是异地交叉查账,如果条件允许,甚至故意安排仇家之间互相查账,明着给将领们一个报复的机会,这样才能将威慑最大化,反正最后的裁定权在他的手里。
军队的将领财务不清,这是南宋乃至整个大宋王朝不可避免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将领都要通过吃空饷、养闲人、报虚账、冒军功等方式来贪污,就连很多名垂青史的名将也不能免俗。
《三朝北盟会编》中收录了中书舍人汪藻在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的一封奏章,里面就提到,当时军队里面经常有非作战人员冒领军饷的情况,本来军队里面作战人员只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就已经非常恐怖了,在那些非作战人员里还有通过编造名字让一个人领取几个人的军饷的情况。而更多的将领把自己的亲信、亲属安排一个使臣的名头留在军中,因为一个使臣的俸禄是普通战士的十倍,更方便将领捞钱。
朝廷为了方便前线将领奖励战功、收编土匪,给了他们不少低级官员的委任状,虽然正式任命需要今后给朝廷汇报之后才能下来,但是从发放委任状开始就能领相应的俸禄了。结果将领们就把这些委任状用来冒领军饷,“一军之出,四方游手者无不窜名军中”。经过汪藻的调查,几乎所有将领的军队中这种人都有几百个,冒领的财物不计其数。在这种集体贪腐的背景下,贾似道的打算法几乎是一打一个准。
贾似道第一个想要收拾的人,就是在鄂州嘲笑他的高达。没想到高达竟然有通天的本领,获得了宋理宗的力保,贾似道多次亲自在宋理宗面前表示要诛杀高达,但是都被拒绝了。不过贾似道并没有气馁,绕过高达之后挨着收拾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过去你对我爱理不理,现在我要你承受不起。
曹世雄,在鄂州期间什么事情都不给贾似道汇报的人,被查出了财务问题。他的战功随即全部被转移给了贾似道最铁的心腹吕文德,然后他被贬到了边远的小州。
向士璧,跟曹世雄一起轻视贾似道的人,在此战中出力甚多。贾似道先让御史弹劾他,将他罢职贬去漳州。然后又让自己最信任的临安府去核查他守城时候的账目,查出来之后逼着向士璧填补上其中账目不明的亏空。向士璧无力承担,竟然被判处了死刑。
赵葵,端平入洛时就已经是一方主帅,此前还曾经担任过宰相,此时已经是七十多岁,因为在朝中威望极高,也深受贾似道的忌恨。建康知府马光祖因为一向跟赵葵有矛盾,现在想趁机巴结贾似道寻求上进,于是就翻来覆去查赵葵在军队的账目,结果什么毛病都没查出来。最后,马光祖查出来赵葵在开庆二年【1】(公元1260年)元宵节当晚把朝廷的三万缗公款拿出来给大家发奖金,准备作为罪证给贾似道汇报。他的副手通判汪立信觉得这样太不厚道了,劝说了很久,但是马光祖借口“服从朝廷命令”非要上报,气得汪立信挂职而去。贾似道如获至宝,立刻开始处罚赵葵,赵葵因此被免职。
此外,曾经在收复和经营襄阳防线中立下大功的李曾伯、端平入洛战役中带兵进入洛阳的徐敏子、曾经在宋理宗面前为西湖游乐的贾似道说过好话的史岩之、一代名将杜杲的儿子杜庶,全都被打算法清算下狱,杜庶死后他的家人还在被追缴欠款,史岩之的老婆孩子也同样被下狱。
04 最得力的刘整被逼走了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个骁将,同样深受打算法之苦。他叫刘整。
刘整祖籍京兆樊川(今陕西西安市),后来举家搬迁到了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县),属于金国的子民,从小有勇有谋。金蒙战争期间,刘整南下投入了宋将孟珙的麾下。孟珙去世以后,刘整被纳入李曾伯的部队,屡建战功。
但是正因为他是李曾伯的部下,所以被贾似道视为对手。在吕文德驰援重庆和合州战役中,刘整和曹世雄联手攻破了蒙军架设在涪州蔺市的浮桥,为宋军逆江而上打开了通道,可谓功劳极大。但是贾似道为了打压这一帮非嫡系,将功劳全部给了吕文德,贬了曹世雄之后,将刘整派遣去了泸州。
刘整刚去泸州,就遇见蒙军进攻嘉定(今四川乐山)。刘整为了搞好和当地将领的关系,同气连枝,免得今后自己受攻击的时候没人来救,便主动带兵从泸州去救援。解围之后,嘉定守臣俞兴【2】显得非常傲慢,对救命恩人刘整既不亲自出来迎送,也不设宴款待,仅仅是派人送了一些酒肉来客套了一下。刘整戎马一生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将俞兴派来的人打了一百杖送回去了。
等贾似道的打算法开始以后,俞兴因为是贾似道的亲信,被提拔为四川安抚制置使,负责查刘整的账目。刘整吓坏了,用金瓶贿赂俞兴,俞兴不收。刘整赶紧派人去江陵找到俞兴的母亲,请老太太给俞兴写信,希望他能放刘整一马,但是俞兴依然不买账,坚持要查刘整。刘整越想越怕,正好听到了吴潜和向士璧被贾似道陷害的消息,于是起了投降蒙古的心思。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蒙军正好攻到泸州附近,刘整将手下的官吏都集中起来,说:“愿意留下来的站在东边,愿意跟我去投蒙军的站西边。”手下二十九个将吏只有一个愿意留下来,刘整杀掉了这个人,带领剩下的二十八人集体投降了蒙古。
当年七月,俞兴给朝廷汇报刘整叛逃的消息,并表示自己正在缉拿。宋理宗很生气,给了俞兴一个罢职的处分,但是那个骁勇善战的刘整却再也不会回来了。
贾似道的打算法,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两三个月,但是其打击力度之凶猛、涉及人员之广泛,简直可以用雷厉风行来形容。连赵葵、李曾伯这样老资格的将领都在贾似道面前乖乖就范,从这一刻起,贾似道已经在宋理宗的纵容下,全面控制了南宋朝廷的军政大权,将大宋王朝的命脉牢牢抓在了自己手中。
宋蒙战争开始以后,投降蒙古的宋军将领并不少,所以南宋朝廷对刘整叛逃也并没有太大的重视,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刘整会在以后的战事里,发挥出让南宋极为头疼的作用。
【1】开庆年号只使用了一年,当年十二月十三日宋理宗下令来年改年号为景定,地方上接到命令不及时,所以沿用了开庆年号一段时间,实为景定元年。
【2】《钱塘遗事》中记载为“郑兴”,经比对《宋史•理宗本纪》和《元史•刘整传》,应为“俞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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