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有关长征的影视剧里，所有红军的军服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红领章配上红帽徽，其实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开国中将刘志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篇讲述自己在长征途中三过雪山草地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关于当时红军军服的珍贵细节，这恰恰是不少的史料中语焉不详的。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很早就参加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当时担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一路从江西的中央苏区，跟随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
但是阴差阳错地后来却跟随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南下，被迫三过雪山草地。这事要说起来，还真有些说来话长。
原来，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懋功会师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路军。
以一方面军的1、3军团和四方面军的4、30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右路军，由以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前敌指挥部指挥，北上过草地，向班佑、巴西推进；以一方面军5、9军团和四方面军的9、33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向阿坝推进。
刘志坚随右路军过了草地之后，大约是9月9日，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皖南事变中遇害）找他谈话。
大意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一再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北上，以便抗日，但张国焘仍坚持南下，总政要红三军团组织一个慰问团，到驻包座的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军部队去进行慰问演出。
红三十军在包座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的一个旅。让刘志坚他们借慰问的机会，宣传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争取他们一同北上。
慰问团由火线剧社10多人，两个团俱乐部主任、六七名优秀连队政治指导员组成，由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带队。随后，刘志坚便带着慰问团的同志步行约八、九十里到了驻包座的红三十军政治部，晚上即给部队演出歌舞节目。
火线剧社演出的节目很受欢迎，几乎每个节目都要再来一次，快到午夜才结束。刘志坚回到了红三十军军部时，军政委李先念说，叶剑英参谋长给他发来一个电报。
刘志坚接过电报一看，电文很简单，大意是：先念转志坚，你们应立即赶回来。刘志坚当即将电报念给慰问团的同志们听。大家猜想是部队要出发北上了。当即向李先念提出，我们立即出发往回返。
但是李先念说，你们已走了一天路没有休息就给部队演出，已经很疲劳，应稍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现在天不亮，等天快亮时再走。刘志坚觉得李先念讲的有道理，大家同意了。
李先念还让三十军政治部将缴获胡宗南部队的毛巾，给刘志坚他们每人一条。天将亮时，慰问团即往回赶路。快到阿西时遇上了总政派到红四军办唱歌训练班的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她即同刘志坚他们一起往总政驻地阿西赶。
大约下午四时左右，刘志坚他们到了阿西。可是一方面军的同志一个也不见了，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一进村即来了100多人的部队，先将他们身上的手枪缴了。然后将他们关在一所藏民的楼上，拿掉了楼梯，并有战士看守。
原来，就在9月9日这天，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一封电文内容主要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草地密电。幸亏被参谋长叶剑英第一时间看到后，紧急通知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当机立断脱离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去了。
刘志坚和李伯钊商量之后，觉得单独去找中央红军确实存在不少的危险和变数，因为当时路上有不明真相的藏民武装袭击落单的红军，只好暂时跟随四方面军的部队南下。毕竟左路军那边还有朱德、刘伯承和红一方面军的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九军团，等到同他们会合后再到一方面军的部队去。
刘志坚他们对张国焘违背中央决议南下，心里都充满反感。到了卓克基，听说张国焘于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另立中央，心里更是愤怒。
刘志坚他们耳闻目睹张国焘在部队中搞军阀主义，随意打人、骂人，甚至随便枪毙，实在看不惯。加上刘志坚他们穿的是中央红军的浅灰色衣帽，有红领章、红帽徽；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穿的却是黑色衣帽，无红领章、红帽徽。
所以刘志坚他们随便走到那里，一看就非常分明。四方面中有的人受张国焘的影响，骂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此刘志坚他们极为不满，总想离开那种环境重新回到一方面军去。
到了卓克基后，刘志坚带着慰问团全体同志到了住在松岗的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政治部，见到黄火青（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任后，刘志坚向他提出在那里工作，他表示非常欢迎。
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昌浩发电报给九军团领导，不许刘志坚他们留在九军团，要他们回前敌政治部。刘志坚拖延了几天没回去，陈昌浩又给黄火青发电报，说如果留下我们，就要给他处分。
最后，实在没办法，刘志坚把火线剧社和几个干部留在九军团，自己只身到四方面军的前敌政治部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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