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总有惊人的相似，却藏着完全不同的宿命。一场时隔二十年的“退出”，再次拉开了中国经济深度改革的大幕。这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时代给出的最清醒答案。

一场跨越二十年的改革“退出”，在当下的经济舞台上再度上演。当城投平台全面剥离政府融资职能、转向市场化主体的政策落地，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上世纪末那场波澜壮阔的国资改革——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集中力量守护国计民生。

看似相似的“退”，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命题。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场深刻的历史轮回，更是中国经济治理走向成熟、理性、稳健的必然选择。

当年国资退出竞争性领域，核心是为了“松绑”与“聚焦”。在民营经济蓬勃兴起的年代，国有资本从家电、纺织、商贸等充分竞争行业收缩，目的是让市场更有效、分工更清晰、资源配置更合理，让国企回归主业、做强支柱。那是一次结构上的优化，是为了把蛋糕做得更大。

而今天城投退出融资平台，核心是为了“拆弹”与“归位”。剥离的是政府隐性信用，切断的是政企债务捆绑，化解的是长期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城投融资的时代落幕，不是否定历史贡献，而是告别粗放扩张、告别土地财政依赖、告别以债养债的路径。这是一次风险上的出清，是为了把盘子守得更稳。

二者看似相似，实则同中有异。

相同的是，都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都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同的是，一个为效率而来，一个为安全而行；一个着眼发展，一个立足底线。

当年的退出，是让国资不与民争利；

今天的退出，是让政府不替企担险。

当年的改革，解决的是“不该抢的市场不要抢”；

今天的改革，解决的是“不该背的风险不能背”。

这一场历史轮回，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最朴素的道理：任何模式都有周期，任何扩张都有边界。

城投曾经是中国城镇化最有力的推动者，架桥修路、建设城市，功不可没。但当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当隐性债务风险累积，当土地财政逐步弱化，旧的模式必须改变，旧的信用必须重构。这不是退步，而是升级；不是收缩，而是新生。

从国资退出竞争性领域，到城投剥离融资功能，中国经济始终在效率与安全、活力与秩序、发展与风险之间寻找最稳健的平衡。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押着相似的韵脚。

两次“退出”，一脉相承的是改革的清醒；

一进一退之间，彰显的是治理的智慧。

城投转身，不是结束，而是地方发展、国企运作、财政体系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开始。政府归位、市场发力、风险可控，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在长期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踏实、更坚定、更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