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的台北冬夜，松山区的粤式餐厅“榕居”门口，围满了等候的媒体。
94岁的张忠谋坐着轮椅，被人搀扶着走进包厢。对面坐着的，是刚结束大陆行程、专程搭私人飞机赴约的黄仁勋。
两个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华人，对着一瓶威士忌，聊了整整一个晚上。
事后黄仁勋对着镜头笑称，Morris（张忠谋英文名）精神极好，思维依旧敏捷，“他还是那个一眼看透产业本质的人”。
最近半年，全球科技圈都在为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疯狂。4.6万亿美元的市值稳居全球上市公司之巅，AI芯片市占率牢牢锁死80%以上的份额，下个月的GTC大会上，黄仁勋预告的“世界前所未见的全新芯片”，已经让整个行业屏息以待。
无数人拆解老黄的商业神话，分析CUDA的生态壁垒，惊叹于他对AI浪潮的精准预判，却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个翻云覆雨的算力帝国，其最坚实的地基，是三十年前张忠谋亲手一砖一瓦铺就的。
不识张忠谋，你永远读不懂黄仁勋。
1.造路者与跑车手
半导体产业的半个世纪，前半段的规则，是张忠谋改写的。
1987年，56岁的张忠谋在中国台湾新竹创办台积电。在此之前，全球半导体行业是英特尔、德州仪器这些IDM模式（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巨头的天下。
彼时，只有资本、技术、人才全部拉满的玩家，才有资格上桌。整个行业陷入一个死循环：设计公司没钱建晶圆厂，晶圆厂没有足够的订单撑不起产能迭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忠谋做了一件被全行业嘲笑的事，他宣布台积电永远不做自己的芯片设计，只当全世界芯片公司的共享工厂。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模式，他把半导体产业的重资产制造和轻资产设计彻底拆分，硬生生在铁板一块的行业里，劈开了一条全新的赛道。
当时的华尔街嗤之以鼻，认为这个年过半百的华人疯了。谁会把自己最核心的芯片制造，交给一个第三方工厂？
但张忠谋看得通透，半导体产业的终极壁垒，不是单一环节的技术突破，而是规模效应带来的效率极致。
当所有设计公司的订单汇聚到同一条产线，晶圆厂就能用最高的产能利用率，摊薄最先进制程的研发成本，进而形成“产能越大-制程越先进-订单越多”的正向循环。
这个被称为“晶圆代工”的模式，最终重构了整个全球科技产业的底层逻辑。
因为有了台积电这样的代工厂，无数没有能力建厂的芯片设计公司得以存活，才有了后来高通、博通、苹果A系列芯片的辉煌。当然，也包括1993年在硅谷一间小办公室里成立的英伟达。
黄仁勋比张忠谋小32岁，他创办英伟达的时候，只有30岁。如果说张忠谋是那个修了全球最平整、最高速赛道的造路者，黄仁勋就是那个在这条赛道上，造出了最快跑车的车手。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藏着一个跨越三十年的伏笔。
1997年的英伟达，还是硅谷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公司，前两款芯片连续失败，现金流濒临断裂。黄仁勋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远在中国台湾新竹的张忠谋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芯片技术和创业愿景。
彼时的台积电，已经在晶圆代工领域站稳脚跟，但合作的多是英特尔、摩托罗拉这样的巨头。没人想到，张忠谋看到这封信后，赴美出差时亲自给黄仁勋打了个电话，敲定了合作订单。
在那个IDM模式横行的年代，英特尔、三星根本看不上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只有张忠谋，愿意为这个年轻人的梦想买单。
这笔订单，直接救活了英伟达。当年，搭载台积电工艺的RIVA 128芯片量产，年底出货量突破100万颗，英伟达一举扭亏为盈，从此踏上了图形芯片的快车道。而这一绑，就是整整三十年。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
黄仁勋带着英伟达穿越了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周期，最终在AI时代一飞冲天。而张忠谋的台积电，也从一家晶圆代工厂，成长为掌控全球90%以上先进制程产能的半导体巨擘，市值最高突破1.9万亿美元。
黄仁勋从不避讳这份恩情，他在无数次公开场合说过同一句话：“没有台积电，就没有今天的英伟达。”
行业里甚至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张忠谋退休前，曾两次力邀黄仁勋出任台积电CEO，最终都被老黄婉拒。
一个是全球最顶级的制造掌门人，一个是全球最顶级的设计掌门人，两个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商业合作。
2.两个偏执狂，一场全球化
读懂张忠谋和黄仁勋，你首先要读懂他们骨子里的同一种偏执：对长期主义的信仰，对产业规律的敬畏，以及对全球化的深度绑定。
张忠谋的一生，就是半导体全球化的完整缩影。
18岁赴美读书，在德州仪器干了25年，亲眼见证了美国半导体产业从无到有、称霸全球的全过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半导体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产业，一颗高端芯片，需要经过500多道工序，涉及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供应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企业，能独自完成全链条的闭环。
张忠谋创办台积电的底层逻辑，就是全球化的极致发挥。用中国台湾的人才优势、区位优势，承接全球的芯片设计订单，采购荷兰的光刻机、日本的光刻胶、美国的EDA软件，最终把成品芯片卖到全世界。
他用四十年时间，把台积电打造成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心脏，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都出自台积电的晶圆厂。
可正是这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五年前就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警告：“半导体全球化已死。”
早在2020年，美国政府逼着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建厂的时候，张忠谋就公开泼了冷水：在美国建厂，成本比中国台湾高50%，人才短缺，工会掣肘，最终只会是又贵又低效的赔本买卖。
当时华盛顿的政客们拍着胸脯承诺补贴，排队和他握手，没人听得进这个老头的逆耳忠言。
六年过去，现实完全印证了张忠谋的预判。
台积电美国工厂累计投资已经超过400亿美元，3nm工厂进度一拖再拖，良率远不及台湾工厂，毛利润不足一成。当初承诺的补贴层层设卡，最终到手的金额不足预期的三分之一，反而被美国政府要求交出核心产能数据、客户订单信息，甚至被限制在中国大陆扩产。
张忠谋当年在移机典礼上说的那句“这是开始的结束”，如今回头看，早已写好了结局。他一辈子信奉全球化，最终却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搭建的全球产业链，被地缘政治的斧头硬生生劈开。
而黄仁勋，恰恰是这场产业链撕裂中，最清醒的游走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很多人只看到英伟达的AI芯片神话，却没看懂黄仁勋最核心的商业能力：他把张忠谋搭建的全球化分工体系，用到了极致。
英伟达只做两件事，芯片架构设计和生态搭建。剩下的所有制造、封测环节，全部交给台积电。
当制程微缩逼近物理极限，一颗AI芯片的性能上限，越来越取决于制造工艺的先进程度。黄仁勋永远能拿到台积电最领先的制程产能，这就意味着，他的芯片永远能比AMD、英特尔们快一步，性能强一截。
黄仁勋比任何人都清楚，英伟达的帝国，建立在台积电的产能地基之上。他在今年年初公开表态：“未来十年，台积电的产能需要翻倍，其中光是英伟达的需求，就要吃掉翻倍的全部份额。”
这句话的背后，是他把英伟达的未来，和台积电的命运，彻底绑在了一起。但和张忠谋一样，黄仁勋也在地缘政治的夹缝里，承受着全球化撕裂的阵痛。
美国的芯片管制，让英伟达无法把最先进的AI芯片卖给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只能一次次推出阉割版的定制芯片，眼睁睁看着国产AI芯片一步步抢占市场份额。
他一边要讨好华盛顿的政客，一边要维护和台积电的深度绑定，一边又放不下中国市场，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步步惊心。
3.不识张忠谋，难懂黄仁勋
今天，台积电的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英伟达的市值突破4.6万亿美元，两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超过6万亿美元，比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全年GDP还要高。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刚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全球芯片销售额将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而这万亿市场的核心，一头是台积电的先进制造，一头是英伟达的架构设计，两个华人，撑起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半壁江山。
很多人说，这是华人在全球科技产业的巅峰胜利。但我更愿意说，这是全球化分工的最后一场胜利。
张忠谋用四十年时间证明，只有全球协同，才能让半导体产业的效率发挥到极致。黄仁勋用三十年时间证明，只有极致的专业分工，才能诞生出颠覆时代的技术创新。
但如今，他们都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在被硬生生撕裂成两个平行宇宙：
一个是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产业链，追求所谓的安全可控，哪怕付出极高的成本代价，也要把核心产能搬回北美。
另一个是中国主导的自主产业链，正在从设计、制造、封测到材料设备，一步步实现全链条的国产替代，打破卡脖子的困局。
张忠谋和黄仁勋，就站在这两个宇宙的中间。他们一辈子信奉的全球化，正在被政治力量一点点瓦解；他们亲手搭建的产业体系，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今天讨论黄仁勋的神话，讨论AI的未来，讨论芯片产业的突围，往往只盯着聚光灯下的风光，却忽略了最底层的商业常识——没有制造的根基，所有的设计创新都是空中楼阁。
张忠谋94岁的人生，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产业的竞争，不是一时的风口投机，而是数十年如一日的长期主义，是对专业的极致敬畏，是对底层能力的死磕。他在56岁的年纪，选择走一条全行业都不看好的路，用四十年时间，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最终改变了整个产业的走向。
而黄仁勋的成功，恰恰是踩在了张忠谋铺就的这条路上。他看懂了张忠谋的产业逻辑，看懂了全球化分工的本质，最终把设计和生态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不识张忠谋，永远难懂黄仁勋。不懂半导体制造的根基，永远摸不到科技产业的真正底牌。
在这个地缘政治撕裂、产业格局重构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黄仁勋，去拥抱创新，去定义未来；但我们更需要更多的张忠谋，去沉下心来，去打好地基，去走好那些难而正确的路。
毕竟，只有路修稳了，跑车才能跑得足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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