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万张专辑堆起来能有多高？ 大概能从地面戳到云层。 但卖掉这些磁带的人，现在正窝在北京胡同里，头发白得像落了层霜，手指头在旧吉他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弄。 路过的年轻人脚步不停，没人多看这老头一眼。 他们不知道，三十多年前，就是这个老头，让全中国的录音机同时放响同一首歌。
那是1985年的东京，世界音乐节的舞台底下坐着58个国家的评委。 台上站着个中国娃娃，才17岁，脸嫩得能掐出水。 他唱了一首自己写的《奔向爱的怀抱》。 结果奖杯递过来，上头刻着“总指挥奖”。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地流行歌手在国际上拿到的第一个大奖。 消息传回国内，报纸头条炸了锅，杂志封面全是他笑得见牙不见眼的模样。
常宽这名字，一夜之间封了神。 但神的起点，高得让普通人脖子仰酸了都望不到。 他出生在北京军区大院，父亲是解放军歌舞团的团长兼指挥，母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别的孩子玩泥巴的年纪，他已经在家叮叮咚咚练钢琴，呜呜咽咽吹双簧管。 艺术这玩意儿，对他是泡澡水，从小泡到大。
14岁那年他摸到了吉他，15岁就开始自己写歌。 16岁，他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走向生活》。 那会儿市面上唱歌的，十个有九个是翻唱，自己写自己唱的还是稀罕物。 常宽就这么横空出世，带着满身的音符和用不完的才气。
东京拿奖回来，常宽的事业像点着了火的二踢脚，嗖一声就上了天。 从1985年到1988年底，短短三年多时间，他发行的五张专辑，累计销量硬生生干到了700万张。 你得知道那是什么年代。 工人一个月工资几十块，一盒正版磁带十几块，是奢侈品。 就这，北京音像公司门口买他磁带的队伍，能甩出去三条胡同，挤得跟现在春运抢票一样。
大街小巷，理发店、出租屋、学校的课间广播，放的全是他的歌。 《高仓健快走开》《野性的疾风》《二十岁的独白》，这些旋律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背景音。 18岁，他被评为“中国十佳杰出青年”。 一个流行歌手，拿这么“正经”的荣誉，那时候是破天荒头一遭。
可老天爷给你开金门的时候，往往顺手就把窗户钉死了。 就在常宽17岁捧着国际奖杯风光无限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一边是震耳欲聋的掌声，一边是家里冷冰冰的灵堂。 这种撕裂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 六年后，母亲改嫁了。 常宽没闹，他接受了继父，后来还像亲儿子一样给继父养老送终。
也许是对命运的反抗，也许骨子里就淌着不安分的血。 1989年，在流行乐坛红得发紫的常宽，做了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他自掏腰包，组建了“宝贝兄弟”摇滚乐队。 乐队成员里有鼓王赵牧阳，有后来成了著名制作人的张卫宁。 那会儿圈里人都觉得他疯了，好好的情歌王子不当，非要去玩那时还被视为“吵吵闹闹”的摇滚。
1990年，这支乐队站上了中国摇滚史上里程碑式的“90现代音乐会”，担任开场乐队，和崔健同台。 常宽觉得还不够，他又一个人跑去了日本东京，埋头学了一年音乐制作。 他想把更专业、更国际化的东西带回来。
1991年，他再次创造了历史。 香港EMI百代唱片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成了1949年之后，这家国际大厂签约的第一位大陆艺人。 那几年，他在香港开个人音乐会，和BEYOND乐队同台演出，风头一时无两。 但“宝贝兄弟”乐队在1993年解散了，给了他沉重一击。
常宽好像永远停不下来。 乐队散了，他就换个赛道继续折腾。 1995年，他参与捣鼓出北京第一个电台音乐排行榜，自己当起了DJ，用声音在深夜陪伴无数耳朵。 1996年，他拿到了“中国流行音乐十年成就奖”。 这奖像是给他前十年的音乐路，盖了个官方的章。
最让人想不到的跨界还在后头。 2005年，摇滚歌手常宽，恭恭敬敬地拜在了相声大师侯耀文门下，学起了说学逗唱。 同年，他坐在《超级女声》的评委席上，点评起那些怀揣梦想的姑娘，言语犀利，成了节目亮点。 2010年，他又拜评书大师单田芳为师。 从流行到摇滚，从电台到影视，再到传统曲艺，他的人生履历，丰富得像一本乱翻的百科全书。
就在他事业看似遍地开花的时候，生活给了他最结实的一闷棍。 1998年，常宽认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朱朱，两人走入婚姻。 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 2008年6月，他们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 直到2009年，常宽才公开消息，并坦言两人因为财产问题，闹上了法庭，对簿公堂。
这场离婚被他自己形容为“陷入了一场恶俗的以争夺钱财为目的的法律纠纷”。 一向洒脱的他，在社交动态里痛苦地写道：“丑恶的东西，为什么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离婚对他的打击是摧毁性的。 那个爱热闹、爱折腾的人，一下子从公众视野里淡了出去，推掉了大部分活动，整日与吉他为伴。
也是在那一年，2008年8月，他站在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表演。 舞台光芒万丈，但回到后台卸了妆，只剩下一个人。 离婚像一道深沟，把他的人生截然劈成两段。 前一段是火，是光，是向外喷发；后一段是灰，是暗，是向内收缩。
乐坛也早就变了天。 千禧年之后，韩流、网络歌曲、选秀综艺轮番登场。 大家开始追逐唱跳rap，喜欢看脸，谈论流量和数据。 常宽那种讲究旋律和技术的老派摇滚，慢慢没了市场。 他试着挣扎，上过一些节目当嘉宾，但镜头前的他越来越沉默，眼神里的光越来越暗。
他看不懂这个为了流量可以不要底线的圈子，也不想再去迎合谁。 2014年，常宽做了一个让身边人都愣住的决定：退圈。 不是那种发个声明“暂别”的退，是彻底的“删号重练”。 他关掉了工作室，遣散了团队，换了电话号码，切断了和很多圈内老友的联系。 就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里，凭空消失了。
再次被人偶然拍到时，他已经58岁。 头发全白了，没有染，任由它白得像雪。 脸上沟壑纵横，那是岁月拿刀一遍遍刻出来的痕迹。 他清瘦，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坐在自家客厅或胡同的长椅上，怀里总抱着那把旧吉他。 五十多岁的人，苍老得像七十。
这12年他一个人过，没有再婚，也没听说有什么新恋情。 但他从没扔下过音乐。 偶尔，他会把当年的老哥们，比如赵牧阳，叫到家里。 几个人关上门，喝点小酒，不论名利，只谈音乐。 他还在写歌，用那个老掉牙的录音机，录下自己随口哼的旋律。 这些歌不再为了打榜，不再为了卖钱，纯粹是为了自己听着高兴。
有人觉得他这辈子太亏。 明明拿着一手天胡的牌，最后怎么打成了这样？ 如果他不折腾摇滚，安心当他的流行天王；如果他不分散精力去学相声评书，专注音乐；如果他婚姻没失败，人生是不是另一番光景？ 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他接受了自己选择的每一条路。
现在的常宽，褪尽了所有光环。 他只是一个抱着吉他的北京大爷，在冬日的稀薄阳光里，眯着眼，手指在琴弦上轻轻拨弄。 路过的风穿过胡同，带不起什么声响。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根弦上，还颤动着1985年东京的掌声，和700万盒磁带堆砌起来的、一个时代的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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