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2日，海南陵水，乙堆村。
一间10平方米的小瓦房里，90岁的黄有良躺在床上，已经两天吃不下东西了。她瘦得只剩不到40公斤，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像一片快要飘落的枯叶。
儿子胡仁富守在床边。老人抓住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我怕是等不到裁定了……孩子你要替我坚持下去。”
那天晚上9点，她闭上了眼睛。
两天后，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她被安葬在离家200米远的土坡上。
随着她的离世，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原告，走了。
她活了90年，等了76年，从15岁的少女等到白发苍苍的老妪。
到死，都没等来那句道歉。
时间拨回1941年，海南陵水田仔乡架马村。
那是一个椰林摇曳的地方，鸟鸣悠扬，清泉流淌。15岁的黎族少女黄有良，像往常一样挑着稻笼，往村外的水田走去。
忽然，她听到几声喝叫。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队日本兵。
她扔下稻笼，拔腿就往山里跑。十多个日本兵在后边追，很快就追上了她。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扑上来抱住她，在她脸上乱亲。其他日本兵围上来，剥开她的衣裙，在她身上乱摸乱捏……
黄有良抓住一只咬了一口。被咬的日本兵“哇”地一声叫，拔出军刀就要劈她。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大喝一声，那个日本兵才放下刀退到一旁。
那个军官看了看黄有良，把其他人都赶走了。然后他过来搂抱黄有良，黄有良拼命挣脱，跑回了家。
她以为逃过了一劫。
可她不知道，那个军官一直悄悄跟在她身后，跟到了她家门口。
一进家门，他就把她拖进屋，按在床上，撕碎了她的裙子……
那一天，一个15岁女孩的人生，被拦腰斩断。
那天晚上，黄有良把事告诉了妈妈。母女俩抱在一起哭了一场。黄有良躲到邻居家住，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那个军官——后来知道他叫“九壮”——又带着几个日本兵来了。
找不到黄有良，他们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命令他们做“四脚牛”——四肢趴在地上学牛爬。黄有良听说父母被打得昏过去，再也躲不下去，只好回家。
她一回家，那个军官就又把她拖进了房里……
从那以后，“九壮”夜夜来。只要黄有良躲走，他们就打她的父母。为了不让父母再被打，黄有良只能任凭他们糟塌。
1942年三四月间，“九壮”带了几名日本兵，开着军车来到黄有良家，把她押上车，送到了三亚藤桥。
那里是日军的慰安所。
门口有哨兵把守，不准随便走动。白天，她们要做杂工，扫地、洗衣服、挑水；夜间，日本兵就来了——三个五个，有时更多，她们被迫“陪睡觉”。
不听话就会被打。黄有良很怕，被逼着，叫干什么就只好干什么。
她的一个同伴叫陈有红，几名日本兵要轮奸她，她宁死不从，惨遭毒打后被强暴，两天后就死了。
还有一个姑娘，抓来的当夜就被几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咬断舌头自杀了。
黄有良想过逃。有个姐妹趁天黑逃走，被抓回来，被打得半死后关起来，让她们都去看。
从那以后，她不敢再想逃了。
两年。七百多个日夜。她的身体散了架，她的灵魂被碾碎。
她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只说了一个字：“恨。”
1944年6月，同村的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营部找黄有良。
他悄悄对她说：“你父亲死了，快回家吧！”
黄有良一听，嚎啕大哭。她去找日军军官，跪在地上磕头哀求，最后终于被允许回家奔丧，但被告知事情完后必须马上回去。
黄文昌带着她抄小道走，连夜赶路，深夜一点才到家。
一进家门，她看见父亲好好的，没有死。
原来，这是父亲和黄文昌为了救她想出的计策。
父亲和黄文昌拿着锄头粪箕，悄悄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两个假坟——假装是自杀的黄有良和她父亲的坟墓。
然后，一家人连夜逃往100多公里外的保亭。
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他们才敢回家乡。
回到村里，黄有良发现，她活着回来，比死在外面更痛苦。
村里人都知道她“被糟蹋过”。老一辈的乡邻们背后议论，小一辈的也不清楚真相，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
因为这段经历，她只能找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她骂她。
她的孩子想入团入党，不行。
她的孩子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
她默默承受着一切，从不敢争辩。直到晚年，她才敢对人说出那句憋了一辈子的话：
“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找到了黄有良。
当被问愿不愿意去日本起诉时，这个已经70多岁的老人，眼睛亮了。
她说：“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她们要求的，只是一句话——道歉。一个事实——承认。
同年12月，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第一次站在日本的法庭上，当庭讲述自己的遭遇。
日本法官听着，记录着，面无表情。
官司打了近10年。
一审，败诉。二审，败诉。三审，还是败诉。
日本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承认了日军暴行——但他们说：根据日本法律，个人无权起诉国家。
认了罪，却不用负责。承认了暴行，却不用道歉。
这是什么道理？
黄有良不服。她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
她一次次上诉，一次次被驳回。
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同案原告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
2017年5月11日，另一原告陈亚扁走了。
黄有良还在等。
可是，时间不多了。
晚年的黄有良，住在村里一间10平方米的小瓦房里。
她患有严重风湿，体重不足40公斤，生前已经不能下床。一天中大多时候，她都在呆坐中度过。“我老了，在等死，没有什么办法。”她说。
有时她会翻看相册——里面有她两次去日本东京的照片。家人怕她看照片回忆惨痛往事，经常把相册藏起来。但她非常生气，而且总能找得到。
2017年8月，她全身疼痛，两天没有进食。儿子想送她去医院，被她拒绝了。
临终前，她抓着儿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怕是等不到裁定了……孩子你要替我坚持下去。”
2017年8月12日晚上9点，她走了。
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黄有良被安葬。
就在这一天，中国首部“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正式上映。电影里，有黄有良的画面。
她没能看到。
随着她的离世，中国大陆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原告，全部辞世。
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幸存者、4个起诉案控告日本政府，原告方全部败诉。
二战期间，全球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就占了20万以上。
到今天，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
她们老了，病了，一个一个地走了。
她们用一辈子等一句话——一句来自加害者的道歉。
到死，都没等到。
黄有良临终前对儿子说的那句话，也许不只是说给儿子听的。
她是说给历史听的。
历史，会替她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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