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修的运河流了一千四百年，他建的国家只撑了十四年
公元618年，江都（今江苏扬州）。
宇文化及率禁军发动兵变，杨广被缢杀于行宫之中。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一时刻的基本事实：发难的不是外敌，是皇帝自己的禁卫军。隋朝尚未正式灭亡，杨广已经死了。
距他即位，不过十四年。
但同样是这个人，大业三年（607年）正式确立进士科取士，《隋书·炀帝本纪》有明确记载。这是科举制史上的关键节点，此后唐宋明清的官僚选拔体系，均以此为源头。
同样是这个人，主持开凿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先后竣工。《资治通鉴》与《隋书》均有各段工程的时间与规模记载。这条水道，唐代用它运漕粮，宋代用它通商贸，元代重修后延续至明清，直到今天仍有部分河段在使用。
修了一条流淌一千四百年的运河的人，自己的王朝只撑了三十七年；确立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科举制度的人，却被自己的禁军缢死在行宫。
这个反差，是杨广留给历史最难解释的问题。
杨广即位时，接手的并非烂摊子。
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三年，完成南北统一，轻徭薄赋，史称"开皇之治"。《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年间府库充实，天下丰稔，粮食储备极为丰厚。
这是杨广的起点：一个统一的、有积累的、社会相对平稳的国家。
他随即开始动用这个基础。
大业元年（605年），营建东都洛阳，征发丁男数十万，《资治通鉴》记载工程"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历时约十个月。
同年，通济渠动工，从洛阳引谷水、洛水至黄河，再从板渚引黄河水东南行，至江都入淮，全长约两千余里。《资治通鉴》载"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凿此渠。
洛阳工程尚未收尾，运河工程已全面铺开。
大业四年（608年），永济渠开通，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附近），《资治通鉴》载征发"男女百余万"。
工程之间几乎没有间隔。
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征高句丽。
《资治通鉴》与《隋书》对这次远征的规模均有记载：征发士卒逾百万，民夫转运军粮者数倍于此，自涿郡出发，调度之广，前所未有。
战役结果是失败。军队在辽东陷入持久战，补给线过长，加之指挥失当，最终损兵折将而还。
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征高句丽。行军途中，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征伐被迫中断。这是隋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贵族公开反叛的记录。
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征高句丽，最终以高句丽名义请降告终，实质上未能实现原定战略目标。
三次大规模征伐，每次都需要重新动员粮草与民夫。《资治通鉴》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时期基层社会的状态："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与此同时，各地起义已经开始。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山东起兵，是有明确记载的较早一批。此后数年，起义从星点扩散为连片，再到多路并进，中央的镇压能力随着兵力分散和财政枯竭而不断下降。
《隋书·食货志》记载了财政崩溃的一个具体细节：大业末年，"贷社仓以充官费"——国家开始动用本应用于备荒赈灾的社仓来维持日常开支。这意味着帝国已经在透支最后的储备。
江都兵变的发生，有其直接的军事背景。
杨广南下江都后，北方局势持续恶化，洛阳受到威胁，禁军将士思归故里而不得。《资治通鉴》对宇文化及发难前的军心状态有所记载，表明兵变并非一人一时之谋，而是长期积累的集体行为。
当禁军不再护主，皇权便失去了最后的物理支撑。
杨广死后，他留下的东西并没有随他一起消亡。
唐朝建立，基本沿用了隋代的行政区划和官制框架。大运河成为唐代南北漕运的主干道，含嘉仓在回洛仓的基础上继续扩建，成为唐代最重要的粮储中枢之一。进士科经唐代一再完善，逐渐发展为中国官僚选拔的核心制度。
唐太宗李世民评价隋炀帝的遗产时，据《贞观政要》记载，曾多次以隋为鉴，正是因为隋代的制度值得继承，教训值得警惕——两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这是一个罕见的历史格局：制度的建立者与制度的破坏者，是同一个人。
如何解释这个格局？
一种解释是杨广贪图享乐、残暴无度，这有史料支撑，但不足以说明全部。
另一种解释，或许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他所推动的每一项工程，本身未必是错的，但几乎所有工程都被压缩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完成，几乎没有给社会留下喘息和修复的空间。
大运河最终确实贯通了，但开凿时间之短、用工之密，使得社会代价来不及消化。科举制确立了，但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尚未稳定到足以支撑新制度运行的程度。征高句丽的战略意图是否完全错误，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但三次征发的节奏，在财政和民力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缓冲。
《隋书》与《资治通鉴》都没有用一句话概括过这个问题，但留下的史实已经构成了自己的答案。
唐代诗人皮日休有一首诗，写大运河，其中有句谈及运河与隋朝的关系，大意是运河的功绩惠及千秋，但当时的代价也极为惨烈，两者共存，难以简单评判。
这或许是对这段历史最诚实的注脚：功在千秋，罪在当代，两件事都是真的，都可以用史料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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