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上中学时学过，查了一下，其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始于1952年。那时距今已七十余年，不知多少代人，都是从那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开始，知道春秋年间有过这样一场战争，有过这样一个人。
而入选的初衷，大抵有三：一是作为《左传》的典范篇章，让学生接触先秦史传散文的简练笔法；二是作为以弱胜强的战例，有军事教育的价值——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全文引述此文，称长勺之战是“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三是从思想内容上，取其“取信于民”的民本思想和曹刿的担当精神。
课本对曹刿的解读，与历史学者的视角颇有不同。历史学者看曹刿，看到的是春秋转型期“士”阶层的崛起、贵族制度的松动、“民”的登场；而课本解读，则更侧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道德品格的阐发。翻阅历年的教学参考书，对曹刿的定位大抵是：“爱国”“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卓越的军事家”。他的“肉食者鄙”，被解读为对当权者的批评和对国事的忧虑；他的三问三答，被解读为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他的战场指挥，被解读为沉着冷静、善于捕捉战机。而曹刿论战的核心，则被概括为两点：政治上取信于民，军事上后发制人。
这套解读，不能说错，却未免把一篇血肉丰满的文字，读成了干巴巴的几条“启示”。更有深意的是，课本对曹刿身份的解读，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曹刿凭什么能够“请见”鲁庄公？教参上有一条注解，说“当时没有常备军，有了战争，由国君任统帅，贵族任各级军官，而士兵则临时从奴隶中征集”。这条注解试图解释“民弗从也”的“民”，却把曹刿的身份也一并“解释”了——仿佛曹刿也是“奴隶”出身。但这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据学者考证，春秋早中期实行的是“贵族兵”制度，平民和奴隶根本没有当兵的资格，能够“请见”国君、参与军国大事的，只能是“士”以上阶层的人。有学者甚至考证，《史记》中的“曹沬”即是曹刿，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后来在齐鲁柯之盟中劫持齐桓公，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刺客式人物。若此说成立，则曹刿的身份绝非普通百姓，而是与鲁庄公有直接关系的武士。
课本解读之所以忽略这些历史细节，自有其教学上的考量。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目标，首先是语言文字的掌握，其次是思想情感的熏陶，至于历史考据，自可留待更高学段。但这样的取舍，也造成了一种有趣的“错位”：我们当年在课堂上背诵“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时，心目中的曹刿是一个“平民军事家”“爱国者”的形象；而当我们后来读《左传》、读春秋史，才发现这个人物背后隐藏着那么丰富的历史信息。
这些历史信息，指向一个课本解读从未触及的问题：曹刿的“远谋”，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他所践行的战争逻辑，与更古老的战争传统有何不同？那一声“可矣”的背后，是否还藏着某种更宏大的历史变迁？课本教我们读出了曹刿的“智”，却没有教我们读出他所处的那个“变”。而《左传》原文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字眼——“伐”“间”“信”“忠”“气”——每一个都可能是一扇窗口，通向一个正在瓦解的旧世界，和一个正在萌发的新时代。
开头“齐师伐我”，《春秋》三传讳内不讳外，于我称“我”，于敌称“师”或称“人”，这是笔法。然“伐”之一字，实在刺眼。按《左传》义例，凡师有钟鼓曰“伐”，声罪致讨，意味着被伐的一方必有可伐之罪。鲁国何罪？《春秋》不说，《左传》也不说。细究齐之伐鲁，不过是齐襄公复位之后，欲立威于诸侯罢了。所谓“罪”，不过托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已是不该；而出之以“伐”，还要在字面上维持“声罪致讨”的旧礼形式，这本身便是对礼的最大嘲弄。
曹刿请见，乡人劝他：“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话说得平常，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变动：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是对世袭贵族执政能力的公开质疑。曹刿的身份，史无明文，但既非“肉食者”，自是在野之人。在野之人得以入见国君，参决军国大事，这在西周封建鼎盛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时的战争是贵族的事，与庶人无干。可到了春秋前期，旧秩序已经在松动，曹刿的身影便从这个松动处挤了进来。
他与庄公的三问三答，更耐人寻味。庄公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这是贵族的美德，是“惠”。曹刿否了。庄公又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这是对神的虔诚，是“信”。曹刿又否了。直到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才点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从“惠”到“信”到“忠”，从施恩于近臣、诚信于神明，到最后落脚于“察狱以情”，落脚于庶民的切身利害。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递进。它暗示着，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力量，已经从贵族、从神灵，转移到了“民”的身上。“民”不再是战争的旁观者，不再是贵族战车上可有可无的附庸，而是胜负的关键。这种“民本”思想的萌芽，恰恰是旧礼乐秩序崩溃的产物——当旧的神权与君权不再足以维系人心，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统治者不得不转而寻求最广泛的支持。
而战场的指挥，更是一部“礼崩乐坏”的活剧。齐人三鼓，曹刿曰“可矣”；齐师败绩，曹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然后曰“可矣”。这一连串的“未可”与“可矣”，是对传统战争礼仪的彻底颠覆。据《司马法》所载，古之军礼，“成列而鼓”，“不相诈”。宋襄公后来在泓水之战中坚持“不鼓不成列”，正是这种古风的最后回响，结果一败涂地。而曹刿的战术是什么？“彼竭我盈”——这是对士气的利用；“视辙望旗”——这是对敌情的侦察。他没有遵守任何“成列而鼓”的规矩，他只看实际的效果。这种以实效为唯一准则的思维方式，与旧礼乐所崇尚的形式主义、仪式主义，正是水火不容。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曹刿的解释中，出现了一个后世中国兵学中极其重要的概念：“气”。“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气”字，是从人的生理心理状态出发的，它与祭祀的“牺牲玉帛”无关，与贵族的“衣食分人”也无关，它关乎的是战场上每一个士兵的真实感受。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勇气”的消长，这是对战争本质的世俗化、理性化理解。而这种世俗化、理性化，正是“礼崩乐坏”的另一面——当旧的神圣秩序不再能笼罩一切时，人们便开始从“人”自身去寻找解释和力量。
长勺之战，鲁国胜了。这场胜利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战役的得失。它宣告了这样一种转变：战争不再是贵族之间的仪式化竞技，而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残酷博弈；政治不再是祭祀与分赐的贵族游戏，而是必须“察狱以情”的庶民关切；智慧不再垄断于“肉食者”，而是可以来自“间之”的草野之人。所有的这些转变，汇聚成一个总的名目，便是“礼乐崩坏”。但“崩坏”未必全是坏事。旧礼崩了，新理才生；旧乐乐坏，新声方起。曹刿的那一声“可矣”，既是进攻的号令，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报晓。
只是，那句“齐师伐我”的“伐”字，终究让人耿耿。明明是无罪被伐，却要在史笔上承认自己有罪。这大概便是过渡时代的尴尬：旧的名分还在，旧的规矩还在，可旧的内涵早已掏空。“礼乐征伐”这四个字，“征伐”已经落到了诸侯手里，“礼乐”却还挂在嘴边，装点着早已破碎的门面。春秋二百年，就在这样的尴尬中一路走来，走向那个礼崩乐坏、却也生机勃勃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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