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想不到，当年那台引爆了整个华语娱乐圈的电脑，是被一个23岁的年轻维修员，花了整整两周时间，硬生生破解出来的。他不是顺手一拷，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技术攻坚。
2006年，陈冠希那台出故障的苹果电脑，被送进了香港中环一家只有三个人的小店“电脑医生”。接单的史可隽，是个正经科班出身的IT男，毕业于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计算机系。他用的工具叫FinalData，一款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最讽刺的是什么？是陈冠希其实做了防护，设置了密码。但在一个具备专业知识、又心怀不轨的人面前，普通人的加密就像一层窗户纸。史可隽用了两周，一点一点，把那些被删除、被隐藏的私人影像，从硬盘的角落里“挖”了出来。
这个量刑，今天看来轻得有点荒谬。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后来分析，当时香港法律对数字隐私的保护几乎是个空白，相关罪名最高也就判5年。直到2012年，也就是事情过去四年后，香港才修订法律，把类似的罪行最高刑罚提至5年监禁和100万罚款。你看，法律总是追着悲剧跑的。
代价是真实的，而且持续了十几年。陈冠希后来承认，他接受了长达三年的心理治疗。阿娇在节目里说，她得了抑郁症，需要靠药物才能稳定情绪。他们用了很多年，才从那种被全世界“公开处刑”的羞耻感里爬出来。
最戏剧性的转折在陈冠希自己身上。当年那个被迫无限期退出娱乐圈的“劣迹艺人”，转身扎进了潮牌生意。他创立的CLOT，去年估值已经到了2.5亿美元。他后来对《福布斯》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被迫转型是我人生最好的意外。”
这话听起来像成功学的漂亮口号，但细想挺残酷的。它意味着，一个人真正的事业巅峰，竟然始于一场全社会围观的、足以毁灭他的崩塌。这算不算是这个娱乐至死时代的一种黑色幽默？
18年过去了，网速快了无数倍，我们每天产生的数据是当年的几何级数，但“艳照门”式的悲剧内核从未过时。它不断以新的形式重演：手机维修被恢复数据，云盘账号被盗，甚至亲密关系结束后对方用私密照威胁。技术的门槛在降低，恶意获取他人隐私的成本越来越低。
我们今天讨论这件事，早就不该再去争论当事人“是不是好人”，这没有意义。真正该被反复追问和警惕的，是那个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公民的私人领域，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技术手段侵入、被公开传播，而作恶者的代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如此之轻？
陈冠希后来在纪录片里说：“我唯一的错误，就是低估了人性的恶意。”其实我们都低估了。我们低估了技术赋予普通人的破坏力，也低估了集体窥私欲所能掀起的道德浪潮。那场风暴里，没有赢家。它只是一次漫长的课前预习，告诉我们：保护好自己的数字足迹，在这个时代，可能和锁好家门一样重要。而一个社会的成熟度，恰恰体现在它能否分清，什么是该被审判的罪行，什么只是不该被围观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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