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裁决结果判定，特朗普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一系列关税是违法的。宪法赋予了国会课税权，行政部门不能用无限的范围、无限的额度、没有期限的方式来征税；IEEPA虽然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规范进口”，但是它并不是“关税万能钥匙”，不能代替国会授权的关税权。

特朗普任期内曾经举起过三根“关税大棒”：芬太尼关税，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国征收25%到34%；全球对等关税，根据对美国贸易逆差大小征收10%到40%；全球基准关税，所有进口都加收10%。以IEEPA为基础的措施被判无效。

裁决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其一是财政和法律方面：根据统计，该关税已经征收了超过1750亿到2000亿美元，退还是不退、怎么退、由谁来退将会引起企业大规模的追索和诉讼；联邦赤字本来就已经很高了，如果拨付巨额退款的话，就会增加债务、抬高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利息负担，“财政压财政”的雪球越滚越大。

其二就是流程和成本问题：企业不可能一直等着，一定会逐单追查、逐票计算，诉讼和解都会拉长周期，增加行政和合规成本，不出意外会是一地鸡毛。其三为政治和行政方面：关税是“美国优先”的标志性行为，被法院判为违法，白宫、财政部、国会以及盟友都需要重新表态和算账，影响供应链、岗位和企业价格表。

但是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胜负局，对于美国来说，进口成本下降、货架价格降低，家庭每年的关税开支可能会从大约1300美元降到600—800美元，汽车、服装、家电、零售等行业会率先受益，库存和现金流都会得到改善。

对中国来说，对华关税大概率会降低20%左右，消费电子、服装鞋帽、机械设备等进口成本减少，订单谈判空间恢复；IEEPA紧急授权受限，贸易杠杆短期钝化，中美可能会有一段喘息时间，更容易重启阶段性谈判和跨年订单。

但是这并不是“终局”，除了IEEPA受限之外，还有三张底牌：第一，《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加征关税（2018年的钢铝案就是由此而来）；

第二，《贸易法》第301条，在认定“不公平贸易”的情况下实施报复性关税，上一轮对华大规模加征关税就是以此为基础，至今仍在执行；

第三，《贸易法》第122条，在国际收支出现严重逆差时，总统可以在150天之内临时加征关税，最高可达15%。特朗普也表态，如果IEEPA被否，可以先撤后立，用其他的法源“第二天继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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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该判决对于中美经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物流、成本链条开始回落，报关、订舱、保险及到岸价同步下降，薄利行业得以续命，跨年订单和现金流有望恢复；

2）谈判和信号更加可预期，司法把行政拉回了框架，“先加后谈”被按下暂停键，议题从“谁让步更多”转向“如何把规则讲清楚、可验证”；

3）预期和节奏趋于稳定，企业的最大痛点——不确定性降低，投资、生产和供应链布局不必“说搬就搬、说砍就砍”。

不要对一张判决书抱有过高的期望，产业链重新配置以及去风险化仍在进行中，关税只是其中一种手段，技术、投资、数据以及供应链的安全约束并没有消失。国会也可能推动“修法”，使行政紧急权的上限、期限以及监督更为明确，堵住“无限期、无限额”的漏洞，司法、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再平衡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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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角度来讲，消费者会发现结算价格降低、进口车等待时间变短；外贸工人加班增多、园区灯光亮得更久；企业主对于汇率、海运费以及原材料价格的“天平”更加稳定。美国国内要处理退款机制、企业诉讼、收益率曲线以及政治分配：退税是否设定统一口径和时间表，先到先退还是按比例退；白宫是否立刻启用232、301、122条款，并且精准到行业或者企业；国会是否“补权修法”，收紧IEEPA边界。

对于中方来说，最实际的办法还是“稳订单、稳预期、稳产业链”，前端盯住报价，后端保证交付，开拓多元市场来分散风险，同时提高产品力、服务力和品牌力，在窗口期抓紧谈判，用市场换市场、用规则换规则，把商业算术和制度算术一起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