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军委大楼里曾有过这么一场特别的推演。
一群年轻力壮的参谋，守着那台进口的电子计算器，试图重新复盘当年的那场恶战。
无论是双方的枪支弹药、兵力对比，还是那时候的山川地势、刮风下雨，只要是能量化的数据，一股脑儿全喂给了机器。
可最后屏幕上跳出来的结论，看着让人心里发凉——红军全玩完了，一个也没剩下。
旁边的老参谋长把烟一掐，长叹一声：“若是照着课本上的死理儿推，那确是必死无疑。
偏偏主席当年领着那两万人马，硬是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了一条命。”
机器算不准，根源在于它只认死数字，算不出人心的弯弯绕，更算不出当年红军怀里揣着的那件“宝贝”。
这件利器的代号，正是“二局”。
要是把打仗比作牌桌上的博弈，蒋介石那边是把牌摊开在桌面上打，而红军则是透视了对方的底牌在出招。
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长征这一路，二局截住了对手四千多封电报，破译出来的能占到七成。
哪怕是在川黔边境那种鬼地方，敌人的密码本三天换一套，红军两天就能给它解开。
蒋介石气得在日记里直骂娘：“我的兵马还没动，这帮人怎么就先知道了？”
光有顺风耳还不行。
明知道对方要出啥牌，你还得有胆子在刀刃上跳舞。
这中间有三笔惊心动魄的账，每一笔都算得人手心冒汗。
头一笔账，是跟老天爷赌气。
就在准备第三次渡河的前一天晚上，叙永县大雨倾盆，那路烂得跟浆糊似的，根本迈不开腿。
按照打仗的死规矩，这种鬼天气绝不能动兵，不然还没打仗，人先累死病死一大半。
底下的参谋们也是这么劝的。
还得抢着这会儿走！”
为啥？
他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国民党中央军那帮人正在屋里躲雨写报告呢，既然暴雨让红军难受，那敌人肯定觉得红军“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
这个想当然的时间差，就是活路。
结果红军踩着没过脚面的泥水，一边敲锣打鼓假装扎营睡觉，一边让主力悄无声息地跨过了急流。
等到雨过天晴，敌军对着空荡荡的营地一顿狂轰滥炸时，红军早就跑得没影了。
第二笔账，是关于“肚子”和“脑袋”的选择。
四渡赤水那会儿，红军队伍里吵翻了天。
大伙儿饿得眼冒金星，不少干部就把目光投向了南边的云南，嚷嚷着要南下“搞点吃的”。
这话说得硬气，人是铁饭是钢，没粮还怎么跟敌人拼命？
可主席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他说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云南确实富得流油，可那地方山高路险，一旦被堵在里面，想再回头过河可就难如登天了。”
这区区十几个字，堪称止损的教科书。
往南走，确实能吃顿饱饭，但那极有可能是顿“断头饭”，会被地形困死；硬着头皮接着穿插，日子虽苦，但只要渡河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这盘棋就是活的。
后来的事儿也证明，舍得不吃眼前的这口“米”，才保住了全军的“命”。
第三笔账，叫“给对手画画”。
二局厉害的地方，不光是耳朵灵，嘴巴还特别会“骗”。
那阵子红军特意留了几个电台不静默，没日没夜地往外发假消息，嚷嚷着“主力要往东边去”。
蒋介石那头的收报员忙得脚不沾地，一看信号这么密，还以为抓到了大鱼，赶紧调兵遣将去堵路。
结果咋样？
那是红军给蒋介石“画”的一张鬼地图。
二局的老伙计后来笑着调侃：“咱们给他绘了一张漂亮的行军图，就是忘了标上那是死路。”
蒋介石以为自己在撒网捕鱼，其实是被人家牵着鼻子在溜弯。
等到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在扎西集结，蒋介石急令滇军、桂军往西边包饺子。
二局再次瞅准了敌军“正在换防、还没到位”的那个空档，主席令旗一挥，红军大摇大摆地北上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包围圈。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后人给总结了八个字：“手上有灯，脚下有路。”
这灯笼是二局提着的，这路是主席选的。
仗打完以后，国民党那边也开了检讨会。
顾祝同在会上拍桌子瞪眼，说“无线电泄密”是输得底儿掉的主要原因。
那一年蒋介石发了狠，把电台保密等级连升三级。
有用吗？
屁用没有。
技术手段再先进，也挡不住国民党内部烂到了根子上。
各路军阀心里都打着小算盘，当官的哪怕动个小指头都要层层请示，为了抢功劳或者推卸责任，电报发得比谁都勤快。
就这种乱糟糟的架构，大罗金仙来了也保不住密。
反过头来看红军这边，二局那套规矩到现在都让人不得不服。
我在贵州跟几位老译电员聊过天，问他们咋保密的。
老人家说：“最好的保密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只管破译、汇总，从来不打听下一步要怎么走。”
这种各司其职的铁律，让红军运转得像台精密的钟表。
赤水河畔有个老艄公回忆过，虽说不懂啥叫兵法，可只要瞧见毛委员伫立船头，任凭江风吹得衣角翻飞，这心里头就莫名地踏实。
这就不难明白，为啥1965年9月15日，当警卫员推开门，汇报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起平生最得意的一仗时，主席会想都不想就提到了四渡赤水。
那不是为了显摆武力，而是一位统帅对情报运用、对人心拿捏到了极致的自信。
数据不会骗人，但数据算不出指挥员的胆量。
在四渡赤水这盘大棋里，红军走的每一步，都是把对手的心思琢磨透了之后，从死人堆里硬生生抠出来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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