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29日凌晨4点，山东齐河县大李村。
“砰！”一声枪响划破夜空——只响了一下，就彻底安静了。
这不是走火，是八路军哨兵发出的警报。
但他没能打出第二枪。
当时，80名八路军战士正在村中休整，秘密护送一位重要首长。
任务全程高度保密，连战士们都不知道护送的是谁。
可不到一小时，村子就被1200多名日伪军围得水泄不通。
敌人是怎么知道的？
谁把消息漏了出去？
事情得从头一天说起。
12月28日，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把19岁的连长杨升堂叫进办公室。
他挥手让警卫员全部退出，关紧门，压低声音说：“给你一个死任务——护送一个人去冀鲁边军区。身份特殊，绝对保密。”
杨升堂忍不住问：“是谁？”
胡乃超只回了一句：“见面你或许认识。军事上你负责，政治上由副政委张治安管。”
这是杨升堂参军四年来，第一次接到“一个连护送一个人”的任务。
他没多问，也没告诉任何人。
出发前，他只对全连喊了一句：“执行紧急任务！”
队伍立刻集合，没人打听细节——纪律刻在骨子里。
当晚，他们顶着寒风赶到刘桥村，按约定敲开一户人家的门。
门一开，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其实是女扮男装的警卫员。
“三姨父身体怎么样？”对方低声问。
杨升堂立刻接上暗号：“取了三天药，只吃了两顿，不知道效果。”
确认无误，双方握手，连夜出发。
五个多小时急行军，凌晨3点15分，他们抵达大李村，住进一户长期支持八路军的地主家。
首长和警卫员倒头就睡，鼾声很快响起。
只有杨升堂睡不着。
他手一直按在腰间的盒子炮上，右眼皮跳得厉害，心里莫名发紧。
突然——“砰！”
枪声炸响，又戛然而止。
杨升堂猛地跳起来：“首长！有情况！”
但已经晚了。
后来从缴获的日军档案里才知道：敌人早有命令——包围圈没合拢前，就算哨兵开枪，也不准动手暴露。
那名哨兵刚扣下扳机，就被日军刺刀捅穿，当场牺牲，再没机会示警。
天亮后，敌情清楚了：500名日军，700名伪军，总共1200人，把村子围得铁桶一般。
而我方，只有80人。
战斗一开始，伪军还在磨洋工，朝天上放空枪。
可到了下午5点，日军见久攻不下，直接拿枪逼着伪军冲锋。
战况瞬间白热化。
杨升堂一把抽出刺刀，吼道：“上刺刀！”
说完，从房顶纵身跳下，冲进敌群。
战士们红着眼，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跟敌人贴身肉搏。
院子里，喊杀声、金属撞击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到黄昏，80人的队伍只剩不到一半。
1排长孟超倒下了。
3排长马蛋牺牲了。
副连长李铁军也倒在血泊中。
就在防线快要崩溃时，村外突然响起一阵密集枪声！
日军以为八路军主力来了，慌忙撤退。
杨升堂抓住机会，带着20多个还能动的战士，踩着齐河结冰的河面突围。
等大家在安全地带集合，杨升堂发现首长和副连长不见了。
正着急时，两人从村后绕了出来——原来，是他们悄悄摸到敌人背后开了几枪，制造了“援军到达”的假象，硬生生把局势扳了回来。
这时，杨升堂才看清首长的脸：刘贤权。
他曾任冀鲁豫军区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正调任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
突围中，他负了伤。
而他的妻子王晴，却永远留在了大李村。
战斗结束，军区立刻启动内部排查：这么绝密的任务，敌人怎么精准摸到位置？
调查范围很小——知道核心信息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堡垒户老李，多年为八路军提供掩护，儿子都参了军，不可能出卖。
地主全家闭门不出，没接触外人，排除嫌疑。
全连战士根本不知道护送的是谁，更无从泄密。
杨升堂和张治安行动轨迹清晰，全程在一起，也没问题。
唯一的突破口，出现在任务下达那一刻。
胡乃超布置任务时，除了杨升堂，还有一名军区作战参谋在场。
他是第三个知情人。
调查发现，这名参谋当天曾以“送文件”为由，独自去了日伪据点附近的一个联络点。
面对审讯和证据，他最终崩溃认罪：
他是日军安插在军区内部的特务。
正是他，把时间、路线、人数全部传给了敌人。
80名战士的血，换来了这个答案。
抗战时期，敌后战场不只是拼刺刀，更是看不见的较量。
忠诚与背叛，往往只隔着一层窗户纸。
但特务的出卖没能拦住刘贤权赴任，也没能吓退八路军。
刘贤权后来成为开国少将。
杨升堂建国后担任昆明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军务处长。
今天回看，大李村那一夜，不只是突围，
更是一次对信仰的考验——
而八路军，交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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