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伟 整理:雨打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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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走之前三天,还能自己下床上厕所。

她扶着墙,一步一步挪,挪到卫生间门口,回头看我一眼,说:“你别跟进来,我自己能行。”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把门关上。那扇门关了很久,大概有十分钟。我不敢敲门,就那么站着,听着里面的动静。后来门开了,她扶着墙出来,脸色发白,但还冲我笑了笑,说:“没事,就是有点慢。”

那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自己上厕所。

三天后,她走了。

从确诊到离开,一共六个月零七天。花了十二万,全是自费。因为她说,不进ICU,不插管,不做那些“把人弄得半死不活”的事。

2019年秋天,我妈开始说背疼。

她那年68岁,身体一直硬朗,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公园打太极,比年轻人还精神。背疼以为是扭着了,去社区医院针灸、拔罐,折腾了半个月不见好。

11月,她开始瘦。一个月瘦了八斤,皮带往里缩了两个眼。我让她去医院查查,她说没事,人老了瘦点正常。

12月,皮肤开始发黄。先是眼白黄,然后脸黄,最后全身都黄,小便像浓茶。邻居说,这别是肝有问题吧,她才肯去医院。

县医院B超做了半天,医生让转院。转到市里,增强CT一做,报告上写着:胰腺头部占位,大小约4.5×4.2cm,侵犯周围血管,肝内多发转移。

穿刺结果等了五天。那五天里,我妈还在家做饭、洗衣服,跟没事人一样。我忍不住问她:“妈,你就不怕吗?”

她看了我一眼,说:“怕有啥用。该来的总会来。”

病理结果出来那天,我一个人去的医院。医生把报告推到我面前,说:“胰腺癌,晚期,广泛转移。没有手术机会了。”

我站在那儿,脑子嗡嗡的。医生后面说的什么化疗、靶向、生存期,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只记住了一句:“中位生存期,大概半年。”

回去的路上,我在车里坐了半个小时。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说。后来还是她先开口的,我一进门,她就问:“怎么样?”

我说:“妈,胰腺癌,晚期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哦。”

就这一个字,再没问别的。

那天晚上,她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我一口都吃不下,她吃了两碗饭。吃完把碗一推,说:“行了,该咋治咋治,听医生的。”

1月初,我们住进了省肿瘤医院。医生定了方案:先解决黄疸,做PTCD引流,然后化疗。

PTCD那天,我妈躺在手术台上,那根管子从右边肋间穿进去,把她堵住的胆汁引出来。出来时她脸色发白,嘴唇干裂,但还冲我笑,说:“不疼,就是有点凉。”

黄疸退了,但化疗还没开始,她就把医生叫过去,问了一句话:“医生,我这个情况,要是进了ICU,还能出来吗?”

医生沉默了一下,说:“阿姨,这个不好说。”

她说:“那我就不进了。你给我治,但别让我进那个地方。我不插管,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抢救。该走就走,别拦着。”

医生看着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妈又补了一句:“他是我儿子,他听我的。”

那天晚上,她跟我谈了一次话。她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说:“伟儿,妈这一辈子,没给你攒下什么。这套房子,以后是你的。还有点存款,够办后事。你别再往里面贴钱了。”

我说妈你别瞎说,治得好好的。

她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胰腺癌,癌王,治不好的。但你让我治,我就治。但你别让我进ICU,我不想最后的日子在那里面过,身上插满管子,谁也见不着。”

我说好。

从那天起,我再没提过ICU这三个字。

化疗从1月底开始。第一个疗程,她吐了四天,吃不进东西,只能靠营养液。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脸蜡黄蜡黄的,看见我就说:“没事,能扛住。”

第二个疗程,开始掉头发。她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然后让我去买个假发。我买了个短发的,她戴上照了照,说:“还行,比我原来的好看。”

第三个疗程,白细胞掉得厉害,感染了,高烧40度,住了半个月院。那半个月,我每天陪着她,晚上睡在折叠床上。有一天夜里她烧得迷迷糊糊,拉着我的手说:“伟儿,妈要是走了,你好好过日子。”

我说妈你别瞎说,你还要看我结婚呢。

她笑了笑,没说话。

化疗做了四个疗程,评估效果不理想。肿瘤没小,还大了点。医生建议换方案,试试靶向药,但要自费,一个月五六千。

我妈问:“能治好不?”

医生说:“控制,延长生存期。”

她说:“那行,试试。”

从2020年5月开始,她吃上了靶向药。一个月五千八,医保报不了,全是自费。她每个月都问,花了多少钱了。我说没多少。她说你给我记账,以后还你。

我说不用还。

她说:“欠你的,得还。”

靶向药的副作用比化疗轻,但不是没有。她开始长皮疹,脸上、背上都是红点,痒得睡不着。然后开始拉肚子,一天跑好几趟厕所。最难受的是手脚脱皮,一层一层地掉,露出嫩肉,碰什么都疼。

她从来不叫苦。我问她疼不疼,她说还行,能忍。

6月,她还能自己下楼遛弯。7月,只能在小区里走走了。8月,只能在家扶着墙走。9月,开始用拐杖。

10月初,她忽然跟我说:“伟儿,我想回老家看看。”

老家在乡下,开车两个小时。我请了假,带她回去。老房子早就没人住了,院子里的枣树还在,结了一树的枣,红彤彤的。她站在树下,看了很久,然后说:“这枣树是我嫁过来那年种的,四十五年了。”

那天她吃了几个枣,说甜。然后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晒了很久。

回去的路上,她靠在后座上,睡着了。我看着后视镜里的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睡得很安稳。

10月底,她开始吃不下东西。肿瘤压迫了肠道,吃什么都胀,吃几口就吐。医生说,可能是梗阻了,需要做姑息手术。

她问我:“做了能好不?”

我说:“能吃点东西。”

她说:“那做。”

手术前那天晚上,她把我叫到床边,说:“伟儿,妈这半年,花了多少钱了?”

我说十二万。

她愣了一下,然后说:“这么多啊。”

我说没事,我有钱。

她摇摇头:“我知道你没钱。你是借的。”

我没说话。

她握着我的手,说:“伟儿,妈对不起你,花了这么多钱,还是得走。”

我说妈你别这么说。

她说:“但我不后悔。这半年,我吃了你做的饭,回了老家,看了那棵枣树。够了。”

手术做了,梗阻解除了,她能吃点流食了。但身体已经太虚,恢复不过来。

11月中旬,她开始嗜睡,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醒过来,看见我坐在旁边,忽然说:“伟儿,你还没结婚呢。”

我说不急。

她说:“我急。我想看你结婚。”

我说快了,等你好了就结。

她笑了笑,没说话。

11月23号凌晨,她走了。走之前没醒过来,就那么睡着睡着,呼吸越来越慢,最后停了。

监护仪响的时候,我站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那只手很凉了,但还软着,还有温度。护士进来,关了机器,拔了管子。我还在那儿站着,站了很久。

后来有人把我扶出去。走廊里的灯很亮,照得我睁不开眼。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空空的。

她最后那句话,还在耳边:“我急。我想看你结婚。”

我没让她看到。

丧事办完,我算了算账。六个月零七天,化疗、靶向药、住院费、检查费,一共十二万三。医保报了一小部分,自费的部分正好十二万。我妈攒了一辈子的存款,八万,全花了。剩下的四万,是我借的。

那四万,我现在还在还。

今年清明,我去坟上烧纸。烧完往回走,路过那棵枣树。还活着,又结了枣,红彤彤的一树。我摘了几个,放在她坟前。

我说妈,枣熟了,你尝尝。

风把纸灰吹起来,飘得老高。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想起她最后那句话:“这半年,我吃了你做的饭,回了老家,看了那棵枣树。够了。”

她说够了。

那十二万,她说不后悔。

我也不后悔。

只是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会想,要是当年我有更多的钱,是不是能让她多活几个月。要是当年医学再发达一点,是不是能救她。

但我知道,没有要是。胰腺癌就是胰腺癌,癌王就是癌王。半年,可能就是她的命。

但那半年,是她自己的。

没进ICU,没插管,没被那些机器折腾。她吃了我做的饭,回了趟老家,看了那棵四十五年的枣树。最后在自己家的床上,睡着走的。

她说值了。

那我也值了。

钱可以慢慢还。但她最后那几个月,过得是她自己想要的日子。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