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三千块，一分不少都在这儿了。”
我双手奉上那个布包，像捧着我们顾家最后仅存的尊严。
她——邻村的孙玉华，那个被我爹坑惨了的女人，连看都没看一眼。
只是用那双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
她的女儿周静抱臂靠在门边，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仿佛在看一出好戏。
终于，孙玉华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进冰冷的潭水里：
“钱，我不要。”
我愣住了：“婶子，您这是什么意思？”
她站起身，一步步向我逼近：
“意思很简单，我女儿的前程，被你爹毁了。所以，我不要钱……”
她顿了顿，说出了让我如坠冰窟的后半句话：
“……我要你这个人。”
那天下午，我正在田里割最后一季稻子，就听见村口传来一阵喧闹。
几个人用木板抬着一个烂醉如泥的男人。
那人浑身酒气和泥土，脸上挂着傻笑，嘴里还念叨着“发财了，发财了”。
我丢下镰刀跑过去，心一直往下沉。
那人就是我父亲顾远山。
他身上那件出门时崭新的蓝布褂子，此刻已经脏污不堪，一只鞋也不知所踪。
村里人围着看热闹，指指点点。
我娘从屋里冲出来，看到这副情景，没说一句话，眼泪先流了下来。
我默默地挤进人群，和几个叔伯一起，把他抬回了我们家那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很快，事情就清楚了。
父亲跟着镇上的人去赌，把他偷偷攒下的几百块私房钱输了个精光。
他不但没收手，反而借了邻村孙玉华的三千块钱，拍着胸脯说要去南方“做大生意”，一个月连本带利还她五千。
孙玉华是我们这一带的名人，一个寡妇，靠着几十箱蜜蜂，硬是把日子过成了邻里八乡最殷实的一户。
她泼辣，能干，不好惹。
谁也不知道我父亲是用了什么花言巧语，竟能从她手里借出这笔巨款。
结果可想而知，所谓的“大生意”就是一场更大的赌局。
三千块钱，在1992年的乡下，是一笔能盖起一栋新房的天文数字。
这笔钱，也是孙玉华准备给她女儿周静读卫校后，托关系去县医院工作的“门路钱”。
这笔钱，不到两天，就被我父亲在牌桌上输得一干二净。
家里像是天塌了。母亲坐在门槛上，一遍遍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哭得几乎要断过气去。
我一言不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最后只在床下那个破木箱里，找到皱巴巴的几十块钱。
父亲酒醒后，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床上，任凭我娘怎么哭骂，他只是用被子蒙住头，一声不吭。
第二天凌晨，我被一阵寒风冻醒。
睁开眼，发现堂屋的门虚掩着，父亲不见了。
桌上，压着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我对不起你们，进山去死了，别找我。”
他逃了。像个懦夫一样，把这个烂摊子，把所有的债务和耻辱，都留给了我们母子。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传遍了十里八乡。我们家成了最大的笑柄。
我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身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那些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背上。
“顾远山的儿子，年纪轻轻，可惜了。”
“摊上这么个爹，这辈子都完了。”
我把那张烟盒纸捏在手里，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我没有哭，也没有骂。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能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十九岁的孩子。
这个家，这笔债，我必须扛起来。我走进里屋，对我娘说：
“娘，别哭了，我去还钱。”
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能把人逼死的问题。
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头跟了我们家快十年的老黄牛，还有猪圈里那两头刚长到一百来斤的肥猪。
我找到村里的屠户，他看着我，叹了口气，给了我一个还算公道的价格。
牛被牵走的时候，一直回头看我们家的院子，发出悲伤的哞叫声。我不敢看它的眼睛。
卖了牛和猪，钱还是差得远。
我只能硬着头皮，挨家挨户去求那些沾亲带故的亲戚。
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屈辱的事。
大伯摸着我的头，说：
“晓舟啊，不是不帮你，你看我这家里，你弟弟也要娶媳妇了，实在拿不出。”
三叔直接把门关上，隔着门板说：
“你爸造的孽，凭什么要我们来填？”
我站在人家门口，像个乞丐，任凭冷风吹透我的单衣。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
最后，还是我舅舅，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把他准备翻新房子的木料钱拿了出来，一共八百块。
他把钱塞到我手里，拍着我的肩膀说：
“孩子，别记恨他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做人，腰杆要直，你爸弯了，你得给它挺起来。”
我拿着这笔沉甸甸的钱，眼圈红了。
我给我舅舅磕了个头，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我怕一开口，眼泪就会掉下来。
前前后后跑了五天，我终于凑齐了三千块钱。那是一沓厚厚的，混杂着各种面额的钞票，有十块的，有五块的，甚至还有很多一块两块的毛票。
每一张都带着不同人家的气息，有的崭新，有的破旧，都沾着我的汗水和屈辱。
我把钱一张张铺平，数了三遍，不多不少，正好三千。
然后，我找了一块干净的蓝布，小心翼翼地把钱包好，揣进最里面的口袋，用手紧紧按住。
那块布包，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着我的胸口。
它是我最后的尊严，也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
我对我娘说：“我去孙家婶子那一趟。”
我娘拉着我的手，满眼都是担忧：“晓舟，那女人……不好说话，你……”
“娘，你放心，”我打断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去把钱还了，把话说清楚，这事就了了。”
话说得轻松，可我的心却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
去孙玉华家的那条山路，我走得格外艰难。
脚下的泥土湿滑，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
我心里反复演练着见到她该说什么话，是先道歉，还是先还钱？她会骂我吗？会打我吗？
我甚至做好了跪下来求她的准备。
只要她能收下钱，只要这件事能过去，我做什么都愿意。
孙玉华的家在邻村的山坳里，独门独院，是用青砖盖起的大瓦房。
院墙刷得雪白，在周围一片土坯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气派。
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排排蜂箱整齐地摆放在墙根下，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蜜香。
这景象，和我家那副破败的光景，简直是两个世界。
我站在院门口，迟迟不敢进去。
手心里全是汗，那包钱在我怀里变得越来越沉重。
我能听见院子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还有一个年轻姑娘清脆的笑声。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院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个穿着碎花衬衫，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个脸盆。
她看上去和我年纪相仿，皮肤白净，眉眼清秀，正是孙玉华的女儿周静。
她刚读完卫校回来，在乡卫生所上班，是我们这一带年轻人里少有的“文化人”。
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就流露出一丝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厌恶。
她显然是认出我了。
“顾晓舟？”她冷冷地开口，连名带姓地叫我。
我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地烧了起来，局促地点了点头：
“我……我找孙家婶子。”
“我妈在忙，有事跟我说。”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仿佛我是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脏东西。
“我……我是来还钱的。”我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手不由自主地伸进口袋，摸了摸那个布包。
周静的嘴角撇了撇，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意：
“还钱？你爸人都跑没影了，你拿什么还？”
她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扎进我的心里。我所有的自尊，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我低下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
“钱……我带来了，我想亲手交给婶子。”
“哼。”她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转身朝院里喊道，“妈，顾远山的儿子来了，说要还钱。”
很快，一个中年女人从屋里走了出来。
四十出头，身材微胖，但手脚利落。她穿着一身干净的劳动布衣裤，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显得十分干练。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一双眼睛却格外锐利，像鹰一样，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她，就是孙玉华。
“婶子。”我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孙玉华没有应声，只是用那双眼睛盯着我，仿佛要将我看穿。院子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蜜蜂在蜂箱周围嗡嗡作响，那声音此刻听起来却格外刺耳。周静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脸上满是看好戏的神情。
我再也承受不住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那个蓝布包，双手捧着，递到孙玉华面前。
“婶子，这是……这是我爸欠您的三千块钱。我对不起您，我们家对不起您。”我的声音带着颤抖，几乎要哭出来。
孙玉华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落在我手里的布包上。她没有接，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进来吧。”
我跟着她走进堂屋。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地上是平整的水泥地，墙上贴着年画，正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条长凳，桌上还有一个暖水瓶。
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相当体面的布置了。
孙玉华在八仙桌旁坐下，指了指对面的长凳。“坐。”
我不敢坐，只是局促地站在原地，又一次把手里的钱往前递了递。
“婶子，您……您点点数。”
她像是没听见我的话，自顾自地倒了一杯热水，热气氤氲了她的脸，让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她不说话，我也不敢再开口，只能僵硬地站在那里，手里捧着那包钱，像捧着一个烫手的山芋。
周静也跟了进来，靠在门框上，眼神依旧冰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是在受刑。屋子里只有暖水瓶偶尔发出的“嘶嘶”声。我能感觉到额头上的汗珠正在慢慢渗出，顺着脸颊滑落。
“你今年多大了？”孙玉华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淡，听不出喜怒。
“十九了。”我连忙回答。
“高中毕业了？”
“嗯，毕业了。”
“没考上大学？”
“……没考上。”我的头垂得更低了。
她又沉默了，端起搪瓷缸子，轻轻吹着水面上的热气，喝了一小口。她越是这样平静，我心里就越是发毛。
我宁愿她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或者直接给我两巴掌，都好过现在这种不着边际的审问。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囚犯，而她，就是那个手握生杀大权的法官。
“婶子，”我鼓起勇气，第三次把钱推到她面前，语气里带着一丝哀求，“钱都在这儿了，您收下吧。我们家……我们家一定会记着您的好，以后做牛做马报答您。”
我说完，紧张地看着她，期待着她能伸手把钱接过去。
然而，我等来的，却是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孙玉华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她猛地抬起手，不是接钱，而是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啪！”一声巨响，桌上的搪瓷缸子都跳了起来，热水溅了一桌。
紧接着，她另一只手闪电般地挥出，将我捧在手心的那个布包扫落在地！
布包散开，里面那沓皱巴巴的、沾着汗水和屈辱的钞票，撒了一地。
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呆呆地看着满地的钱，身体僵住了。
“谁稀罕这点钱？”孙玉华霍然起身，双眼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她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嘶哑地对我吼道，“你以为钱能买回我的信任？能换回我女儿的前程？”
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
“你爸造的孽，不能就这么算了！”她死死地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出那句让我血液凝固的话，“你，留下给我顶债，当我的上门女婿！”
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耳边只剩下自己“嗡嗡”作响的耳鸣声。
当上门女婿？这四个字，像四把淬了毒的尖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在乡下，上门女婿意味着什么，我比谁都清楚。那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是无能的代名词，是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的存在。
我来还债，是想挺直腰杆做人，可她却要我用一辈子的尊严去填这个窟窿。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所有的卑微和恐惧都被愤怒取代了。
“不可能！”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爸欠的是钱，我还钱，天经地义！你不能这样侮辱人！”
说着，我蹲下身，开始去捡地上那些散落的钞票。我的手指在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极度的屈辱。我要把这些钱捡起来，哪怕是扔在她脸上，我也要离开这个地方。
“侮辱？”孙玉华冷笑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不屑，“你父亲像狗一样跪在我面前借钱的时候，怎么不说侮辱？”
“他拿着我女儿的活命钱去赌的时候，怎么不说侮辱？现在，轮到你这个做儿子的来跟我谈尊严了？”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鞭子，抽在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疼。
我捡钱的动作停住了，是啊，我们家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尊严，早在我父亲跪下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他亲手踩进了泥里。
但我不能认命。我咬着牙，继续把钱一张张捡起来，胡乱地塞进口袋。
“我想走，你拦不住我。”我站起身，红着眼睛瞪着她。
“是吗？”孙玉华的脸上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她朝门外喊了一声：“都进来吧！”
话音刚落，院子里就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堵住了堂屋的门。
他们都是孙家的本家亲戚，一个个面色不善地看着我。
为首的是孙玉华的堂弟，村里的屠户，手里还提着一把没擦干净血的杀猪刀。
他用刀背拍了拍我的肩膀，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小子，我姐让你留下，你就老老-实实留下。不然，这刀可不长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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