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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现身慕尼黑安全会议现场，在面向欧盟高级官员的公开演讲中抛出一句意味深长的判断：“特朗普式执政周期仅余三年。”这句话表面看是向跨大西洋伙伴传递稳定预期，实则在华盛顿政治圈内迅速被解读为民主党为2028年总统角逐提前落子的战略信号。
几乎同步，倾向共和党的主流媒体平台刊发一篇措辞犀利的评论文章，标题毫不掩饰其立场导向：《为何北京将纽森视为2028年白宫最理想人选》。
文中推演路径极为简明：中国掌握庞大资本储备、成熟全球供应链网络及快速迭代的技术能力，而纽森恰好是中方在下届大选中最具战略价值的潜在合作对象。仅凭这一推测性结论，“亲华政客”的标签便被迅速加诸其身，毫无缓冲地带。
这顶被强加的政治标签，究竟依据何在？梳理下来，不过四项被反复引用的“佐证”。
其一，纽森访华期间曾实地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并作出积极评价。据现场报道，他亲自乘坐比亚迪最新款电动SUV，对车辆搭载的“原地360度转向”功能表现出浓厚兴趣，当场笑称“想立刻下单两台”，并称该技术代表“下一代出行范式的跃迁”。
其二，加州对华存在货物贸易逆差；其三，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舆论战期间，部分东亚主流媒体将纽森塑造为“理性务实、视野开阔、政策连贯性强”的新一代领导人典型；其四，民主党主推的气候治理路线与清洁能源产业扶持政策，在宏观方向上与中国“双碳”战略存在表层重合。
仅凭上述四条碎片化信息，亲共和党媒体便完成了对纽森“对华倾斜”的系统性建构——但这种逻辑链条，经不起基本事实检验。
先看试驾电动车一事，这本质是州级行政首长履行常规经贸外交职能的缩影。加州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港口数字化、智慧农业等前沿领域的协作，已形成跨越数十年的制度化合作机制。
纽森本人多次强调，加州将坚持对华经贸开放姿态，理由很实在：全球经济早已深度互嵌，单边封闭只会削弱自身竞争力。中方以高规格礼遇接待美方州长，是国际通行的外交惯例，绝非所谓“特殊关照”或政治示好。
再论贸易逆差问题，这根本不在州长职权范围之内。美国联邦层级的关税设定权、贸易协定谈判权、出口管制清单制定权，全部归属国会与白宫，州政府连建议权都极为有限，更遑论主导国家贸易结构。
美国对华长期贸易失衡的深层成因，根植于本国结构性缺陷——居民储蓄率持续走低叠加过度消费惯性、制造业基础持续弱化、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带来的进口刚性需求。即便大幅削减自华进口，美国消费者仍需从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地采购同等品类商品，责任归属与某位州长毫无关联。
至于清洁能源政策的相似性，纯粹是发展阶段趋同下的自然共振。民主党推动绿色新政，核心驱动力来自硅谷科技巨头、加州风投基金与本土光伏电池企业构成的利益共同体，目标直指国内就业增长与技术标准主导权，与所谓“服务北京议程”毫无因果关系。
若依此荒诞类比逻辑延伸，特朗普背后的传统能源财团、军工复合体及中西部农业游说集团，是否也应被冠以“替外国利益代言”的名号？更具反讽意味的是，那些高调指控纽森“亲华”的声音，其自身言行同样难以经受事实核查。
特朗普虽长期标榜“对华最强硬”，发起多轮关税加征、实施半导体设备禁运、鼓吹“友岸外包”，动作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成效却令人失望：美企供应链重构成本激增，终端消费品价格显著上扬，欧洲盟友在关键领域始终持观望态度，中美高科技产业链亦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物理切割。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本人早被政界人士贴上“TACO”标签——此非指“亲华”，而是“Trump Always Caves Off”（特朗普屡屡临阵退让）的缩写，用以形容其谈判风格中反复摇摆、缺乏定力的特点。
由此形成极具戏剧性的悖论：同一人物，既可被斥为“对华绥靖”，又能被捧为“对华铁腕”，评判标准完全取决于发言者的党派身份与当下政治需要。
民主党同样不具备道德高地。拜登执政时期，系统性强化对华认知作战体系，增设多个专项外宣项目，构建覆盖社交媒体、学术机构与智库网络的立体渗透架构。特朗普上任后裁撤的部分对外传播机构，恰恰是民主党执政年代一手搭建的“软实力基础设施”。
事实上，对华战略遏制已是美国两党高度共识的政治底线，分歧仅体现于战术选择——共和党偏好“全领域脱钩+极限施压”的高压模式，民主党则倾向“关键技术精准围堵+盟友协同封锁”的精细化管控路径，即所谓“小院高墙”策略。
归根结底，“亲华”这个标签本身不具备客观辨识功能，它只是美国内部权力博弈中一把锋利却易锈蚀的政治匕首，谁掌握话语权，就能将其刺向任何需要削弱的对手。
公众常困惑：为何中国总被美国政客当作万能道具？答案直指美国社会深层焦虑——
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稳步跃升，美国在5G通信、高速铁路、新能源装备、数字支付等关键赛道的领先优势正加速收窄；全球产业链重构遭遇现实阻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自主性显著增强。这种力量格局的渐进式变迁，已成为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新常态。
“中国议题”在美国政治生态中承担着独特功能：对内，它能暂时弥合两党意识形态裂痕，为选民提供确定性情绪锚点，有效转移对通胀、医保、教育等民生议题的不满；
对外，它成功塑造出一个具象化的“外部威胁”，将国内治理失效、制度效能衰减等复杂问题，简化为可归责的单一外部变量。尽管两党话语体系迥异，但底层操作逻辑高度一致——围绕中国叙事展开动员，激活基本盘政治热情。
然而，真正的挑战从不因修辞而消解。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速度仍在加快，产业空心化趋势未见逆转；联邦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
社会认同危机日益加深，围绕种族平等、移民政策、枪支管控的对立日趋白热化。这些根植于制度肌理的结构性难题，不会因甩锅中国而自动修复。
更值得警惕的是跨大西洋联盟出现实质性松动。特朗普政府将传统盟友关系重新定义为“付费服务合同”，频繁以北约军费分摊为筹码施压欧洲，导致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任度降至历史低位。
面对国内政治对手的步步紧逼与海外战略伙伴的离心倾向，“2028年白宫能否继续由共和党执掌”，已成为该党高层最紧迫的集体焦虑。而纽森那句“特朗普时代仅剩三年”，恰恰精准击中了这一敏感神经。
对中国而言，此类政治标签战早已司空见惯。
中国外交政策具有高度稳定性与连续性：始终坚持与各国合法政府开展平等对话，无论白宫由谁执掌；严格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美国内政包括总统选举保持绝对中立；对任何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的建设性信号，均持审慎而开放的务实态度。
未来无论美国哪一政治力量入主白宫，对华政策细节或有调整，但决定博弈走向的根本变量，始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稳住经济大盘、夯实科技根基、提升治理效能，美方所有政策调整终将在客观实力对比框架内展开。
中美关系的终极坐标系，从来不是政客的修辞战场，而是两国真实硬实力的动态平衡。帽子可以随意抛掷，但能否稳稳接住，终究要由事实来盖章认证。
追问“纽森是否亲华”，这个命题本身即陷入认知陷阱——在美国当前高度极化的政治语境中，任何具备全国性政治抱负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公开主张对华友好，因为“对华强硬”早已异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生存法则。
真正需要叩问的是：当一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必须依赖制造外部假想敌、滥用政治标签来维系内部凝聚力、掩盖治理失能时，它距离真正直面并解决自身沉疴，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
特朗普执政时期以“美国优先”为旗号透支国家信用、加剧社会撕裂，已暴露出美式民主体制的深层困境；而当下政坛主流仍沿袭同类叙事逻辑，不断复刻类似错误——这或许才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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