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南京法院开庭审理了一位特大罪行的国民党特务，他曾在国民党担任高层，参与了许多残害革命战士的行动，而且在清查活动中没有主动上报。
奇怪的是，这位名叫杨登瀛的特务在法庭上不仅拒不认错，还反驳自己不是特务，而是国家的功臣，声称陈赓可以证明他的贡献。
他到底是特务还是功臣？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黑白通吃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白石村，因为当时国内较为混乱，加上他家庭条件较好，从小就被送到了日本学习生活，长大后考上了早稻田大学。
毕业后他返回国内，凭借自己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积累学习，在一群日本人中如鱼得水，如果他不说自己祖籍在广东，别人可能真认为他是日本人。
杨登瀛工作能力较强，尤其擅长人际交往，与上海的一众日本商会，报社都很有交情，他以此为踏板，在上海滩开展自己的事业，很快就声名鹊起。
杨登瀛不喜得罪人，却很有自己的见解与想法，他深知国家如今之危难，非革命不能拯救，因此他加入了国民党，渴望为国家献上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1925年，他在洋行买书的时候意外结识了杨剑虹，他是青帮众人又是洋务工会的负责人，虽然在上海滩的地位不高，却自带关系网，能联络起大半个上海滩的码头势力。
他也是广东人，与杨登瀛一见如故，一来二去就成了兄弟，哪怕相距两地，也会时常写信问候。
杨剑虹很讲义气，在陈立夫手下站稳脚跟后，很快带着杨登瀛认识了包括陈立夫在内的很多国民党高官，让他有了更多接触国民党高层的机会。
杨登瀛也没有让杨剑虹失望，靠着真诚与努力，入了大佬的眼，不仅搭上了陈立夫，还和张道藩成为了莫逆之交，强大的关系网让他霎时间成为了上海滩名震一时的红人，就连一些横行霸道的军阀也会给他些许面子。
不止如此，杨登瀛还与中共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6年杨登瀛结识了时任上海交通局科长的陈养山，那时国共两党还没有剑拔弩张，因此他也没有藏着自己的身份，两人经常去各自的家中聊天。
在交谈的过程中，陈养山发现杨登瀛是个谦逊善良，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当即将他介绍到了党内，杨登瀛也因此接触了许多的共产党高层，为他后来成为“双面间谍”打下基础。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上海滩的共产党几乎被清洗干净，只有少数隐藏深的共产党员幸免于难，杨登瀛虽是国民党员，却对这一切于心不忍。
因此，在好大哥杨剑虹对他透露筹建对付共产党的特务组织“中统”的全部细节时，他才会第一时间将这些消息告知好友陈养山，并表示愿意无偿的提供全部情报。
陈养山大为感动，认为杨登瀛这样的人才完全可以争取，将此事上报给了陈赓。
陈赓通过陈养山等人的描述，了解到杨登瀛品行纯良，同时考虑这次的情报是他主动提供的，也同意陈养山的判断，当即将此事报告给了时任中央特委的周总理。
当时我党在上海组建情报组织不久，虽然也培养出了一些人才，却都因为资历较浅无法打入国民党的高层，如今这样一个靠得住的国民党高层“原住民”摆在眼前，自然欣喜若狂。
周总理当即拍板，将杨登瀛列入我党编外情报人员之中，并交代陈赓由他亲自单线联系，不可暴露他的位置，他的安全至关重要。
1928年5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与杨登瀛在一家咖啡馆中秘密碰面，杨登瀛表示了自己身处国民党内部的无奈，也表达了对同胞相残的不忍与抵触。
陈赓表示理解，并提出了与他合作的意向，在保证他身份安全的同时，还会每个月支付给他酬金，以及一些内部刊物作为“业绩”，让他的经济和“事业”也都能有所保障。
至此，杨登瀛便成为了真正黑白通吃的双面间谍，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寻求自己的路。
能力超群
1928年杨剑虹畏罪自杀，国民党失去一员猛将，重新派人熟悉接管上海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陈立夫等人趁机推自己的好兄弟杨登瀛上位，成功让他获得了中统上海特派员一职，成为了上海滩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获得了这个身份后，杨登瀛拥有了更高的权利，也能接触到更加核心的情报，上海地下组织生存极为艰难，几次都是杨登瀛运作才能逃出生天。
杨登瀛的赤诚相待也换来了党中央的信任与重视，为了让杨登瀛“一把手”的位置做的稳固，我党特意拿出了一些还未发表的内部刊物给杨登瀛充业绩，还会给他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让他能够得到上面的赏识与信赖。
不仅如此，我党还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杨登瀛购置了一辆汽车，提升他身份地位的同时，也让他出行更加方便。
杨登瀛没有辜负我党的付出，靠着“业绩”在国民党内深受器重的同时，借着身份的便利，不断的向我党输送国民党的秘密情报，没有任何藏私，不过，比起国民党情报，杨登瀛最厉害的还是职场上的“收买人心”。
上海租界众多，巡捕房与国民党特务机构时常发生冲突，这些欧洲国家的警察连蒋介石都不敢打压，更何况是国民党政府那些官员呢，因此在发生一些逮捕纠纷的时候，时常闹的不可开交。
然而这样难题，却在杨登瀛上任后被迅速解决了，杨登瀛关系网强大，办事效率高，而且极其擅长“看人下菜”，针对性的笼络人心，在他的运作下，各国租界巡捕房很快对他“死心塌地”，国民党也因此对他更加重视，让他全权处理一些大案要案。
杨登瀛在上海滩的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大大的提升了我党对于各大组织内部情报的掌控情况，可以说，杨登瀛任职期间，各大势力对于共产党的行动在我党这里几乎就是透明的。
突发危机
虽然一开始杨登瀛保持着与陈赓的单线联系，但后来因为情报与行动的配合，身份也被许多其他的党内同志所熟知，其中就包括身处中央特科高层的顾顺章。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心智不坚的他被捕后不久就选择了叛变，供出了许多我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地点，甚至还说出了中央特科的位置。
眼看着上海地下组织即将全军覆没，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暗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潜伏在中央特科调查主任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第一时间调换了文件，将正确的文件销毁了大部分。
为了避免因情报太假国民党去重新审问顾顺章，他还留下了一些真的信息，导致一些同志因为来不及撤离不幸牺牲，对此他心如刀绞，然而为了保全大部分同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过去我党的保护伞杨登瀛这次也是自身难保，周总理在得到钱壮飞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让陈赓通知他离开，可杨登瀛却十分淡定，他安慰陈赓，自己有信心不被牵连，起码不会死。
为什么杨登瀛会有这样的自信呢？自然是因为在上海滩的多年经营，让他的好口碑深入人心，即使顾顺章信誓旦旦的咬出他，他也可以死不承认，因为国民党找不到任何证据，所有的痕迹都在事后被他完全处理干净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在租界和国民党内部人脉，有过命的兄弟，国民党不可能直接查办他，再加上对顾顺章情报本身自带的质疑，他哪怕不能全身而退，也绝不会有杀身之祸。
反而，他如果在此时逃跑，就会不打自招自己真的叛变了，到时国民党一定会不惜代价处决他这个高层，那时他哪怕逃到国外，日子也过不好，还不如赌一把。
事实证明，杨登瀛赌对了，国民党政府不愿怀疑这位曾经的中统首领，否则就是变相承认自己的无能，再加上好友张道藩的极力担保，他很快就出狱了。
可惜的是，有了疑点的他再也无法回到情报机构，哪怕被重新启用，也只能担任一些与情报无关的闲职，而我党为了保护他，也再未与他联系。
证明身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批的国民党军官跟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只有少数的特务留了下来，寻找机会伺机破坏新中国的安定与团结，为了将这些毒瘤一网打尽，上海在1951年发动了全面清查，鼓励民众积极举报，抓捕特务以及潜藏的国民党高官。
群众们热情高涨，纷纷举报身边觉得身份可疑的人，不久后，经群众举报，政府抓捕了一位在南京城西小巷里卖茶水的老伯，他口音特殊，穿着考究，完全不像是穷苦大众。
政府很快对此人展开了调查，竟然真的发现其特殊身份，他不仅是国民党的高官，还曾担任过中统特派员，曾多次抓捕我党同志，是个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
这样的人已经不需要再深入调查了，只是特务经历就能判处枪毙，然而就在南京法院当庭宣判后，这位特务立即表示了抗议，大喊着自己曾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赓可以作证。
没错，此人就是杨登瀛，当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多数人都跑了，唯独他毫无畏惧，不仅是因为这里是他工作多年的第二个家，更是因为他早年为中共做出的贡献，他自信共产党绝不会杀有功之人。
事实证明，杨登瀛又赌对了，他在法庭上喊出那句话后，南京政府格外重视，当即寄出信函求证陈赓，询问他杨登瀛所说是否属实。
其实当时卧底被捕是有先例的，当然也不乏一些特务投机取巧想要逃脱罪责，因此南京政府不敢轻易动刑，而是慎重求证。
求证的过程一波三折，南京政府一开始将信函送到了云南，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陈赓正在云南省担任人民主席。
然而信函送去了一个月杳无音信，南京政府以为是信件丢了，又重新寄了一封，而且特意标注是紧急，要求邮寄机构第一时间将信件送到云南陈赓主席的手中。
可这次的信件还是石沉大海，法院误以为陈赓太忙，觉得此事为假就没有第一时间回复，差点就要对杨登瀛行刑了，幸而南京政府阻拦了一下，表示事情尚未明朗，暂时缓缓。
就这样，杨登瀛案件拖了很久，直到11月份陈赓匆忙回信，众人才知道真相，南京政府寄出第一封信的时候他就已经前往外地准备出兵朝鲜的事宜了，回国后才看到信件，并第一时间寄出了回信。
在信中，陈赓详细阐述了杨登瀛对于党组织的贡献，表示他确实是我党的有功之臣，虽然是国民党内部的高官，却从未做过伤害组织的事情，在陈赓的作证下，杨登瀛被当庭释放。
陈赓得知杨登瀛如今在上海穷困潦倒，心中极其不忍，不仅派专人将杨登瀛接来与陈养山等老友相聚，还向上级给他申请了额外的生活费，让他能够安稳的度过晚年。
不仅如此，陈赓活着的时候，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就会前往南京看望这个曾经的老友，和他在饭桌上畅谈过去的时光，回忆那时的艰苦与困难，每每回想起同志们的不幸牺牲，两人都会痛哭落泪。
杨登瀛的事情，周总理也是了解的，1969年他因病去世，周总理还特别安排了有关部门照顾他的家属。
杨登瀛早年风光无限，却因叛徒的背叛跌落了谷底，后半生穷困潦倒，甚至还要被人质疑为“特务”，然而对于当年为中共同志们所做的一切，他从未有一天后悔过，这种为了革命能够奉献一切的精神，值得后世所有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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