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左权之女左太北，因何事写信给左权县：这不是先辈们的意思|刘志兰|左太北|左权县

2006年春天，山西太行深处的左权县，正在讨论一件看上去颇为“热闹”的大事：修广场，建博物馆，发展“红色旅游”。在县里的设想中，新建的八路军广场要占用附近六十多户村民的麦田，还要在原本水稻飘香的河滩上，修一座八路军兵器博物馆。有人拍着桌子说：“不能老这么穷下去。”话音未落，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却像一盆冷水泼在这股“热劲儿”上——落款是“左太北”。

在那封信里，这位白发老人写得很直白：“我想，这不是先辈们的意思。”寥寥数语，没有半点客套，却透着一种不容轻慢的坚决。她不是普通的反对者，她是这片土地上那位烈士的女儿，是这个县名的来源——左权的女儿。

很多人只知道，这是一封阻止“红色旅游”过度开发的信，却未必了解，写信的老人，是怎样走过从硝烟到和平的几十年，又是如何一步步理解父辈的牺牲与信念。要说清这件事，得从她几乎记不清的童年说起。

一、从十一封家书开始的“补课”

1940年5月，在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总部卫生院，一个小女孩降生了。她的名字，是彭德怀亲自取的。那天他站在小床边，看着这个胖乎乎的孩子，随口嘀咕了一句：“这孩子可真可爱，像极了老左。”紧接着，他提议：“刘伯承给儿子取名‘太行’，很有意思。咱们在太行山北区，这孩子就叫‘左太北’吧。”

这一天，父亲左权37岁还不到，母亲刘志兰刚刚走上婚后的第三个年头。那会儿谁也想不到，父女真正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只有短短几个多月。百团大战，前线部署，会议，行军，突围……时间被战争撕成一块一块，家里永远排在最后。

有意思的是，到了1982年，这个从小“没怎么见过爸爸”的女儿，突然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三份历史文物，其中最让她怔住的，是一叠已经发黄的信纸——父亲写给母亲的十一封信。

那时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工作、家庭都已成形，自觉对“父亲是烈士”这件事也算习以为常。但这些信一封封读下去，心里的那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志兰，亲爱的，握紧你的手……”

“太北身体好吗？更活泼了没有？”

“不要忘记让小太北学会喊爸爸。”

一个忙着指挥作战的副参谋长，在信纸上反复叮咛的，却是女儿怕冷、生病、吃奶的琐碎事。还特意提起武乡那几天的大风雨，记得孩子小手冰凉、鼻子不通气的细节。

可以想象，那些字写下的时候，他身边很可能摆着地图，案头摊着作战计划。可笔尖落下的，却是“我们的宝贝”“不要冷着她”这些近乎絮叨的话。

多年以后，左太北谈起自己读这十一封信的感觉，说了一句颇让人动容的话：“四十年后，才算真正明白父亲是怎样的人。”

她从这些信里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员，更是一个普通到近乎笨拙的父亲。爱得很深，却不肯在信里谈一句自己的安危，只反复写：“我的身体及一切都很好，你完全可以放心。”

这话写到1942年5月22日那封信里还在。那是他牺牲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他仍旧惦念女儿，却留下这么一句让人心里一紧的话：“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

他几乎把妻子、女儿可能遇到的困境都想到了，唯一没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倒下。三天后，5月25日，他在辽县十字岭突围战中被日军炮弹击中，殉国，年仅37岁。

那十一封信，就像给女儿补的一堂迟到几十年的课。补的不是亲情，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

二、“彭伯伯像爸爸一样”

父亲离开时，她还不会记事。很多年里，“左权”两个字，只是课本上的名字、照片上的面孔。真正让一个小女孩有“家”的感觉的，却是另一位老一辈革命家。

战火还没熄灭的时候，左太北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那里住的，大都是八路军前线将领和烈士的子女。毛泽东到那儿，总要问一句“左权的女儿在哪里？”然后把她抱起来。这些画面，对一个孩子来说，模糊又温暖。

随着时间推移，保育院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生活慢慢回到城市的节奏。1952年“六一”，她跟着北京八一小学的少先队员进中南海给毛主席献花，主席拉住她的手，问：“你妈妈怎么样？周末在哪儿过？”从这些零散的关心里，她只知道自己是烈士的孩子，却说不太清，烈士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她真正体会到“有人把自己当家里人接纳”的，是1957年的一顿家宴。那天，彭德怀在家里招待刘志兰母女，席间说起工作调动的事。刘志兰要去外地，担心影响女儿在北京读书，就鼓起勇气说：“想把女儿托付给您，让她能在北京有个依靠。”

这句话说出口，多少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出人意料的是，彭德怀没有半分推托，当场就有点“发火”的味道：“办什么住校？快让太北搬过来住。这儿离她学校近，正好和我侄女彭钢做个伴。”

那时候的永福堂，并不宽敞，房间也有限。为了多出来一张床，只能从东厢书房里隔出一个小屋，又让彭钢挪地方，把房间留给左太北。说白了，就是硬在有限的空间里挤出一个“家”的位置。

左太北搬进去之后，在彭家一住就是两年多。那两年，她第一次体会到“回家”这两个字的具体含义：有固定的屋子，有在饭桌上等她的人，有人看她多吃两口就笑得合不拢嘴。

她后来回忆彭德怀，说得很直：“彭伯伯对‘吃’特别在意。他不讲究吃得好不好，只看大家有没有吃饱。”看到她扒拉两下就把饭菜扫光，他就特别高兴。为啥？因为他知道“饿”的滋味。年轻时吃不饱，参加革命，说到底也是为了“大家都有饭吃”。

这一点，不难理解他后来对各种经济问题的敏感。对一个曾经在饥饿线上挣扎过的人来说，“吃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

1961年，左太北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所“哈军工”，当时由陈赓担任院长。听说她来报考，陈赓很高兴，亲口表示欢迎。出乎他意料的是，左太北悄悄说，自己可能政审不过关——原因是家里有个二伯，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

陈赓听完，几乎脱口而出：“左权烈士的女儿怎么会政审不合格？”了解情况后，他说得很清楚：“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哈军工不要你谁要，你就等着通知书吧。”

考上之后，她心里挂念彭伯伯，经常写信问候，却始终没有回信。直到1962年寒假，她专程从学校赶到北京。一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屋里冷冷清清，压抑得很。

那时，彭德怀已经处在被严格批评、被“另眼相看”的阶段。可他看到这个孩子，脸上明显松动了。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八个字：“送太北，希望你永远年轻。”

这句题词，看似平常，背后却藏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心情。左太北许多年后回忆，说他当时处在“最受压抑的时候”，知道自己难有翻身之日，所以才更希望后辈别被拖进那种命运里，“永远年轻”其实就是别被压弯、别被磨坏。

对左太北来说，父亲留给她的是未竟的背影，彭伯伯给她的，则是实实在在的日常。正因为如此，她晚年才会说那句广为流传的话：“生命中有爸爸、彭伯伯两个伟大的人，觉得很幸福。”这话听着简单，却把那个年代一种特殊的“亲缘”说得很透。

三、从十字岭到一封信：不允许记忆被改写

如果说童年、少年，左太北更多是被“照顾”的那一方，那么四十岁以后，她渐渐开始承担起另一种责任：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一些可能被遗忘的东西。

对于父亲的生平，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了如指掌”。许多细节，是在成年后，从母亲的叙述、从保存下来的信件里，一点点拼出来的。还有少数片段，来自彭德怀偶尔提起的一句话。

有一次，谈起1942年那场突围。彭德怀说：“你爸爸一定知道，敌人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准会跟上来，躲一下是来得及的。可他为什么没躲？当时十字岭上集合着那么多同志和马匹，他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在职守上，死在岗位上，死在对队伍的忠诚里。”

话说得不多，却把一个关键问题点明了：那不是“来不及”，而是“不肯”。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不愿意以自己安全为前提，把别人扔在火线上。

从1939年娶妻，到1942年牺牲，两人婚姻还不到三年，其中还大半时间不在一起。噩耗传到延安时，刘志兰几乎不敢相信，还在报纸上写悼文，说“愿以二十年的生命换你的生存”，哪怕是带着残缺的身体回来，也愿意照顾到底。遗憾的是，历史从来不会按个人愿望改写。

在左太北心里，十字岭始终是个特殊的地方。不只是因为那里有父亲的血迹，更因为那一场突围里，牺牲的绝不止一个人。她反复提到，“当年很多牺牲得很惨烈的同志，名字现在都很少被提起”。所以她曾多次表示，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十字岭为所有牺牲的烈士立一个纪念碑，而不是只写一个“左权”。

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她清楚，抗战史不该缩成几个著名将领的传奇，而是一条由无数无名者的生命堆出来的路。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现实却朝着另一条方向滑去。战争远去，亲历者渐少，遗址在一些地方逐渐被包装成“景点”。有的地方打着“红色旅游”的牌子，搞大广场，弄舞台，甚至配上各种商业设施，在庄严与热闹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

左太北对这种现象，心里非常别扭。她不反对合理的纪念和教育，但对那种过度包装、商业味浓的开发，极为排斥。她很清楚，百姓需要生活，地方需要发展，可有些地方，总得留下几块不用来赚钱的土地。

所以，当得知左权县准备占用六十多户村民的麦田，修八路军广场，又要在原本由群众和八路军合力开垦出来的水稻田上建兵器博物馆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对劲”。

她在信中提到，当年八路军打日本，用的不是什么“大型兵器”，而是“小米加步枪”。现在搞“八路军兵器博物馆”，还要毁掉“当年一起开垦出来的稻田”，这在逻辑上，本身就让人感到拧巴。

更重要的一点，是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当年八路军和麻田的人民一起，把太行山这块少有的河滩平地变成水稻飘香的小江南，现在要把一部分水稻田变成广场，种草坪铺绿地，我想这不是先辈们的意思。”

这句话里，有两层意思。一层在说历史事实：当年是军民一起，把荒地变成粮田；另一层则是在提醒：现在再把粮田改成观赏性的草坪，恐怕违背了当年的初衷。那些为土地、为吃饱饭战斗的人，如果地下有知，未必会喜欢这种“翻转”。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全盘认同。有干部当面讲：“不能因为这些，就永远贫困下去。”这句话从发展角度看，并非毫无道理，但与烈士后代的担忧撞在一起，难免显出一种刺耳。

左太北听说这话，心里说不出的无力。她明白时代变了，人们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打仗”和“牺牲”。可有些东西一旦被当成可以随意折腾的资源，迟早会变得面目全非。

她的那封信，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没有煽情，没有高调，只是反复强调一点：让商业开发离八路军总部远一点，让那片土地，尽量保持当年的气息。

四、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守一条底线

从1940年出生，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她几乎把整个国家从战火到重建的过程，完整走过了一遍。等到1967年，经人介绍，她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沙志强结婚，生活终于走上普通人的轨道，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小女儿的名字，很特别——不随父姓，叫“左湘”。“左”这个字，她坚持保留，既是母亲的姓，也是外祖父的姓。这样取名，多少是一种纪念，纪念那个只在照片和书信中出现的男人。刘志兰得知这件事后，更是亲自把小外孙女接到身边抚养，直到孩子六岁上学，才送回父母身边。

对于父亲的事，母女之间并不多说。左太北后来提到，“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不愿意回顾战争。”这句话，并非客套。无论是刘志兰，还是彭德怀，他们真的极少主动谈自己的功绩或者惊险往事。说起左权，提得最多的，往往是他的倔强、他的认真，还有那种认定了就不回头的劲儿。

左权从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到1942年殉国，整整17年没有回过老家。在给母亲的信里，他说得很直：“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还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经临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他还告诉家人，部队里“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旧没有一个铜板”，吃草是现实，也是需要随时准备再来的可能。

这样的选择，从个人角度看，近乎残忍。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押在一场看不见结局的斗争上，对家，对亲人，几乎是一种长期缺席。可在那个年代，很难说谁真正有别的路可走。

1991年10月，历经坎坷的刘志兰因病去世。临终前，她颤抖着写下一句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的话：“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忧忧患患，直到闭紧了眼睛……”这句话，既有对个体命运的总结，也暗含着那个时代一代人的共同心声——路走完了，人却来不及细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左太北比父亲“幸运”。她看到了后来几十年的变化，看到了国家从废墟中站起来，也有机会坐下来，把过去一点点梳理、讲给别人听。她退休后，经常奔走于各地，寻找当年的战场遗迹，走访老兵、查找资料，不厌其烦。有人问她：“这么累，值吗？”她并没有什么慷慨陈词，只是反复提两句话——“抗战是血泪史”“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人都该被记住”。